走近往事(14)_呂大渝

一四

　　那天，我們在瞿弦和家的院子裡，聊天、捉迷藏，玩得很盡興。

　　自那以後，我再次碰到瞿弦和，已經是四年後的暑假，在鷲峰參加北京市少年宮夏令營的時候了。

　　一九五五年初夏，在拍完了電影《祖國的花朵》後，我又有了一次「任務」，那是一次中山公園的遊園活動，我和拍電影的小夥伴郭言陪同印度文化代表團團長錢達看了木偶戲，我告訴他，我的父親在印度工作。

　　任務完成後，到一個白色帆布的大棚裡吃夜宵的時候，我遇見了北京市市長彭真。他沒有一點架子，還和小孩們開玩笑。說起要修建一個什麼很大的設施時，他說：「如果五年以後，你們還選我當北京市長，我一定來辦。」

　　我當時很奇怪：彭真已經是市長了，為什麼還要再選？沒想到，十一年以後開始的那場「文革」，就是從「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開的刀，作為最早被「揪」出來的黨內走資派「彭、羅、陸、楊」，彭真首當其衝。他真的是再也不能擔任北京市長了！「文革」中，每當看到滿街在彭真名字上打著紅叉的大標語，看到彭真被紅衛兵揪鬥的照片，我總會想起中山公園白帆布大棚裡那位談笑風生的彭真。

　　東四一中心後來改名為府學胡同小學。

　　這所小學給我帶來了與三位中國共產黨元老級人物毛澤東、周恩來、彭真短暫接觸的機會，後來，我又從那裡被選去參加了中國第一部兒童片的拍攝工作。

　　雖然，我只在一中心念了兩年書，但那段生活卻是豐富多彩的。

　　【十一　拍電影】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參加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兒童故事影片《祖國的花朵》的攝製，扮演了小隊長劉菊。那段令人難忘的拍電影的經歷，雖然只有半年時間，卻對我的一生有著重要影響。

　　我給毛主席獻花後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一個星期天，少先隊過小隊日，去了北海公園的北京市少年之家。我和同學們正在院子裡打羽毛球，一個有點胖的大人背著照相機站在旁邊看了半天，然後就跟我們聊開了天。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是哪個學校的，還說想給我照張相。我看他很和善，不像個壞人，就痛痛快快地答應了。我後來叫他嚴恭伯伯。他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導演，以前曾導演過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記》。

　　沒兩天，有一個黑黑瘦瘦臉上有塊黑記的大人到一中心教導處找我，給了我在少年之家拍的那張照片。那是張樂呵呵的閉著眼睛的照片。他還約我星期天去中國電影藝術委員會玩玩。我後來叫他蘇裡叔叔。他那時還是長影的副導演。後來，他和武兆提聯合導演了《平原遊擊隊》，還導演過《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片子。

　　當時，長影已經決定拍攝兒童片《祖國的花朵》，導演嚴恭和副導演蘇裡正在當「星探」，到處尋找兒童演員。

　　星期天，我去了在西城的藝委會。那天去的四、五十個孩子都被照了相，還吃了一頓午餐。臨走的時候，蘇裡叔叔讓我下個星期天還去玩玩。

　　再去的時候，只剩下不到二十個孩子了。最後選中的除了我以外，還有趙維勤、張筠英、李錫祥、柳青、陳克然、吳文敏、梁玉章、高光、郭言、姚相、劉家彬、王玲、張金蘭、王光如、蔡新和、范基伯等十九個孩子。除了趙維勤和陳克然大一些外，其餘的孩子都是十歲和十一歲。

　　影片中的四位成人角色馮老師、志願軍叔叔、楊母和江母，分別由張圓、郭允泰、史林和黃素影扮演。

　　當年，北京西城新街口太平胡同三號大門左邊的平房院子裡，住著謝添、于藍等中國電影界的老前輩。進門往右走，是一棟剛剛完工的兩層筒子樓。

　　《祖國的花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第一部兒童片，中央電影局和長影的領導，都對這部影片的拍攝給予了全力支持。因為片子的外景地在北京，太平胡同三號那座灰磚砌成的新樓便提供給《祖國的花朵》攝製組首先使用，成了攝製組的外景駐地。

　　攝製組給挑選來的十九個「花朵」，準備了全新的被褥。大多數女孩子住在二樓的一間大屋子裡，我和柳青、高光住在她們左邊的小房間。男孩子少於女孩子，他們只占了女生大房間右邊的一間大屋子。

　　有了匯文住校一年的鍛煉，我不僅對這次離家半年的集體生活非常適應，特別是參加了如此新奇有趣的工作，簡直快樂之極。

　　我的床橫在小屋窗下。剛住進攝製組的時候，也許由於過度興奮，晚上，我常常很難入睡，幹是便跪在床上，隔窗往外看熱鬧。居高臨下，我發現胡同對面有個棺材鋪，這時，在匯文住校那年聽來的墳地鬧鬼的故事，一個接著一個全都想了起來，自己把自己嚇唬得更睡不著覺了。

　　集中到太平胡同三號以後，攝製組的成年人開始了選外景及忙於服裝。化妝、道具、美工、置景、照明等各工種開拍前的準備工作。

　　攝製組為小演員們請來了謝添、陳強等老演員和大家見面。謝添和陳強也被稱為伯伯。

　　謝添親切、幽默。他為小演員表演的《變臉》深受歡迎。

　　小演員們一看到生活中的陳強，就會想起《白毛女》裡的黃世仁。陳強說，當年，延安演出《白毛女》的時候，台下的戰士憤怒得真的要舉槍打死黃世仁。

　　小演員們也和于洋、趙聯、印質明、安琪等演員見過面。

　　與此同時，攝製組還經常在離太平胡同幾步之遙位於新街口的大眾電影社組織電影觀摩，放映的大多數是蘇聯兒童故事影片。《忠實的朋友》插曲中唱的：「莫斯科近郊的樺樹林在遠處颯颯響，從雅烏茲河上漂來了愉快的小船……」成了我們以後坐車出外景時常常合唱的曲目之一。

　　我對蘇聯電影的喜愛，就此延續了下來。拍片結束，考進北京女十二中讀書後，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實行半日制上課的那段日子，我和同窗好友李冬梅、喬玲生等幾乎每天都要花上五分或一毛，去看學生電影專場。邦達爾丘克和瑪列茨卡妮等蘇聯功勳藝術家主演的《沒有說完的故事》、《生活的一課》、《鄉村女教師》等電影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

　　就在進行這一系列業務學習之際，我又出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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