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3)_呂大渝

一三

　　每到這種時刻，就像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時那樣，我的心中總是充滿著神聖的感覺。「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我由衷地認為，我們少年一代是祖國的明天，國家的重擔就在我的肩上。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在人們發自肺腑的歡呼聲中，毛主席完成了從人到「神」的轉化，確定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群眾思想基礎。當我在天安門前歡呼跳躍的時刻，當我在金水橋畔被使命感充斥的時刻，萬萬沒有料到，二十二、三年以後，當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時，我竟流不出一滴眼淚了。

　　在一中心的學生生活中，雖然在朋友的小圈子裡，我如魚得水，但在班級裡，我仍然膽小。

　　有一天正在上課，突然有人進來說：「呂大渝，社主任讓你到教導處去一趟。」我嚇壞了，心「咚咚」地跳著離開了教室，一邊跑，一邊琢磨著自己最近犯過什麼「錯誤」。等我到了面對著學校大門的教導處，見到杜主任和金主任兩人都等在那裡，嚇得哭了起來。瘦瘦的金主任笑著告訴我：「別害怕。」她說：「你快回家換身衣服，有任務。」

　　那陣子，母親正因高血壓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進了大門就嚷：「媽，金主任讓快換衣服，有任務。」但究竟是什麼任務，我也說不清楚。

　　在曼時，母親有許多好看的旗袍，回國後，穿不出去了，便都照著她那本美國兒童服裝的畫冊給我改了衣服，有裙子、有背帶裙褲，她還用從曼帶回來的一塊圖案別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連衣裙，都燙得平平的掛在衣櫃裡。

　　我換好衣服回到了教導處，金主任就讓我跟著陌生人坐上汽車離開了學校。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我又換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綢子襯衫、毛料紅短裙。接著，我們就去了飛機場。

　　我的任務是給來訪的阿裡·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獻花。阿裡留著大鬍子，頭上裹著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亞的總理。我按著大人們的要求，捧著一大束鮮花，跑了上去，先敬一個隊禮，接著把鮮花遞給了他，然後再敬一個隊禮。我完成了任務，扭頭就跑。

　　「哎！回來，回來。你怎麼不理我呀？」突然，身後有一個人喊住了我，我這才看清了，原來在阿裡旁邊，還站著周恩來總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沒看見您。」他笑著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呀？」我說：「我叫大渝。」他笑了：「你為什麼不叫小魚呀？你為什麼不叫大蝦呀？」我說：「因為我生在重慶，渝是重慶的簡稱。」他又笑了。

　　我覺得周總理問我為什麼不叫「小魚」和「大蝦」的話很好玩，回家後，迫不及待地告訴了母親。

　　周總理可真是個和藹可親的人。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張首都兒童向阿裡獻花的新聞照片。周總理在照片裡微笑著看著我。雖然我只是個背影，可公家的那條裙子特別醒目，我想：真挺括呀，畢竟是毛料的。

　　後來，母親剪下了這張照片給遠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父親寄了去。

　　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我又有了「任務」。

　　汽車來學校接我的時候，車上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一個叫俞安玲的女孩，一個姓賴的男孩，另一個男孩叫瞿弦和。瞿弦和後來當了中國煤礦文工團的團長。

　　我們可能是被拉到了團中央少兒部，因為，我們在那裡見到了少兒部的部長江敬文。

　　四個孩子都換上了白綢長袖襯衫，女孩子是燈籠袖的。我穿了一條豆綠色的寬背帶裙，俞安玲穿的是肉粉色的。兩個男孩一律穿淺灰色的西服短褲。

　　不知等待在前面的任務是什麼，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這次，我們是從學校直接去的，沒有回家換衣服。發了衣服以後，忘記了是哪個男孩著急地說：「我沒穿小褲衩，怎麼辦呀？」我們悄悄地商量起來，我說：「要不，就直接穿短褲吧。」雖然剛剛認識，但大家一下子就很抱團了，我們心照不宣地要保守這個「秘密」。

　　當天晚上，在中山公園舉行的慶祝「七·一」遊園晚會上，要歡迎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毛主席也要出席。我們的任務還是獻花。

　　到了中山公園，少兒部的工作人員分配我和瞿弦和給毛主席獻花，俞安玲和姓賴的男生給胡志明主席獻花。

　　歡迎會在一個大殿前舉行。當毛主席和胡主席從大殿裡走出來，站在了又高又寬的廊子上時，我們四人就跑上去獻花了。我和瞿弦和給毛主席獻完花以後，又走到胡主席身邊致意，俞安玲他們也換到了毛主席身邊。毛主席問我們叫什麼名字的時候，我們都不大聽得懂他的話。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接著，我們跟著毛主席和胡主席走進了大殿。這時，毛主席什麼話都沒說，就走開了。胡主席坐在沙發上，我們四人圍在了他的身邊。我以為毛主席去上廁所了，可他這一去就再沒回來，也沒有任何人來招待胡主席。毛主席的舉動實在出人意料，我覺得這樣對待客人太不禮貌，我很怕胡主席覺察，心裡急得不得了。雖然語言不通，但四個孩子都使出了渾身的解數和胡主席「談話」。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毛主席和胡主席跟四個孩子在大殿前的，另一張只有孩子們和胡志明在一起。

　　我不明白毛主席為什麼跟胡主席連個招呼都不打就走開了，我也不知道被晾在一邊的胡主席是不是有點不高興。

　　我覺得毛主席不如周總理和藹可親。

　　那天，我們完成任務後已經很晚了，少兒部的工作人員用汽車挨個送我們，我是第一個到家的。我們四個孩子雖然只在一起工作了一天，但分手的時候，大家好像已經很熟了。

　　隔了些天，瞿弦和被他父親領著，找到了我家。他送給我兩張「七·一」那天的新聞照片，還邀請我去他家作客。

　　瞿弦和的父親叫瞿良，是北京第二十二中學的數學特級教師，印尼歸國華僑。二十二中就在離我家很近的交道口東大街上。我後來聽說，瞿弦和根本說不清我家的地址，「七·一」晚上，只是汽車先送我回家時，他在我家門口停了一下而已，是他的父親帶著他一個胡同一個胡同挨著找，才找到了我家。

　　他家那時住在後拐棒胡同二號，和我一起去作客的還有在電影《雞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蔡元元和他的哥哥蔡安安等好幾個孩子。蔡元元扮演的放羊娃海娃，機智地把雞毛信藏在老綿羊的大尾巴裡，躲過了日本鬼子的搜查，送到了八路軍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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