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1)_呂大渝

一一

　　我實現了機械化，用縫紉機代替手工納鞋底。給妹妹做的那雙還算順利，給小弟做的時候，因為袼褙太厚，針紮不透，正費勁的時候，我一伸手，縫紉機針一下子從我左手中指的指甲處穿了過去，我使勁一縮手，就把針拉斷了，只見中指尖上，一邊露著一截機器針。我大聲喊著二哥：「大蜀，快來！」二哥聞訊趕來，嚇得不知如何是好，連連問我：「怎麼辦？怎麼力、？」我說：「快去拿老虎鉗子！」他拿來了老虎鉗子卻下不了手。我捏著中指，沖他大聲嚷著：「拔！使勁拔！」以老虎鉗子當手術器械太過粗糙，但二哥這位哆哆嗦嗦的「外科醫生」終告成功。針楔在手指裡並不流血，拔出來之後才見了點紅。

　　雖然用縫紉機做涼鞋出了工傷事故，但我對縫紉的愛好卻絲毫不減，母親在一些關鍵之處的指點，使我對自己的做工頗為自信。

　　我從少年時代起不但喜歡在縫紉機上做衣服，連白夏布襯衫上的扣子也是用紅白兩色的玻璃絲自己編成的，我還會用玻璃絲編成精緻的小花籃和小草帽作胸針。

　　當了母親以後，我的苗兒五歲生日時說：「我還從來沒穿過買的衣服呢！」我這才花五塊錢給他買了一件海藍色的口袋上有兩隻小狗貼花的罩衣。不過，那時自己給孩子做衣服，已全非興趣使然，我只有四十九元的工資，量入為出罷了。

　　到了美國，有興致時，我還是熱衷於買點布頭縫製枕套。被子和窗簾。我曾幻想著把留在北京的那台「蜜蜂牌」腳踏縫紉機運過來，但面對種種麻煩，只好買個電動的「聖家」來代替了。來之不易的東西才令人格外珍惜，我仍然懷念北京的「蜜蜂」，那好不容易弄到張「縫紉機票」才到手的「蜜蜂」。

　　我從匯文回到小院，二哥獨自留在了那裡。大哥已是高中生了，不屑與「小不點」為伍，於是，我一度和大弟、妹妹及小弟結成了夥。大哥養了幾隻鴿子，他熱衷的是上房對鴿子搖旗呐喊，招它們回窩。白鴿帶著哨子呼嘯著在空中盤旋，有著濃郁的老北京風情。

　　大哥就讀的北京五中是個男校，我家門前是他一幫同學的必經之路，每天放學，他們都會成群結夥地沖著我家大門「一、二、三，呂大齊，騎大驢」地齊聲高呼。參差不齊的弟妹們樂不可支：收音機裡天天「騎著馬兒過草原」，而我家大哥卻「騎大驢」。每次，我都帶著弟妹們「胳膊肘往外拐」，興高采烈地狂奔出去，夾道歡迎這支隊伍。一旦大哥「得罪」了我們，「報復」的手段就是：「一、二、三，呂大齊，騎大驢。」

　　在北京工業學院畢業並留校工作的王志超，就是那支隊伍中的一員。他和大哥在大學也是同學。後來，他成了我家幾代人的朋友，給過我們很多幫助。

　　北京五中是北京市的重點學校，現在已是男女合校了。大哥的同學吳昌順留校當了老師，後來成了五中校長。大弟和我的兩個孩子也都曾是五中的學生。

　　在小院裡，我也領著弟妹們做過很討厭的事。五十年代，人們的打扮一般都是「清湯掛麵頭」、「中山裝」和「列寧裝」，根土。但與我家僅一門之隔的十七號高臺階的大門裡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妻，他們好像都是教員，先生似乎叫黃漢，那位徐姓太太，身材很勻稱，她剪了一個「赫本頭」，夏天愛穿一條緊身的半長褲，更襯得身材凸凹有致。胡同裡的人背後都叫她「大港人」。「港」在這裡作形容詞，在當年是貶義。一度，每當他倆從我家門前走過，我總帶著弟妹們探頭大喊一聲「大港人」，然後趕緊「得勝回朝」，逃回小院。後來，我在胡同裡和他們「正面遭遇」時，他們對我的友善，令我羞愧難當。以後，我再也不幹此類勾當了。

　　按時下美國人的標準，我的惡作劇，應屬人身攻擊、精神虐待、侵犯人權之列，實有刑事犯罪之嫌。

　　其實，身材漂亮，本是件賞心悅目、不可多得的事，況已，人家好好地過著自己的日子，並沒有妨礙任何人，只不過他們當年在個人服飾上沒有隨大流而已。如果只是胡同裡的「小腳偵緝隊」頭髮短、褲腿瘦地婆婆媽媽一番，充其量不過是小市民的妒嫉和淺薄而已，但是，「四人幫」利用一幫青春期的青少年，也就是美國人最頭疼的「teen－agers」去打頭陣，搞所謂「破四舊」：剪褲腿、剃「陰陽頭」、「抄家」、「打砸搶」，繼而發動一場歷時十年、波及全民的政治鬥爭「文化大革命」，則是禍國殃民的罪行了。

　　當然，我在小院裡也不總那麼討厭。母親在府學胡同幼兒園工作不久，因為成績優秀，又被調到東四五條幼兒園，一個重點幼兒園去了。她經常被要求觀摩教學，還被評為了北京市的先進工作者，有時回家很晚。我心血來潮的時候，常常會幫助母親擔負起「教育」弟妹的工作。

　　四歲多的妹妹不愛吃窩頭。有一天，我和大弟、小弟和妹妹晚飯後坐著小板凳在院子裡乘涼，講故事。每到這種時候，我們四個孩子就特別親密。我告訴妹妹：街上長「雞胸脯」的人，都是因為小時候不肯吃窩頭。我嚇唬她：哎呀！你已經有一點「雞胸脯」了。我向大弟眨眨眼睛，大弟與我十分默契，假裝為她檢查一番，還說：嗯，是有一點「雞胸脯」了。「雞胸脯」就是「前羅鍋」。妹妹嚇得要哭。我說：沒關係，現在趕快多吃窩頭，還來得及縮回去。從那以後，妹妹不肯吃窩頭的毛病，被我一次就治好了。

　　不過，我們每次乘涼，也並不總是這麼這麼有教育意義。小弟那時才三歲多，有一個熱水瓶蓋是他的尿碗，給他接尿用的。有一天乘涼的時候，不知大弟從哪兒學來個惡作劇，他對小弟說：我敢吃尿。說著便把手指往尿碗裡一蘸，然後就把手指放進了嘴裡。小弟猶豫了一下說：我也敢。他也把手指往尿碗裡一蘸，接著就把手指放進了嘴裡。他囁完手指頭以後說：鹹的。多年以後，大弟才坦白，他是把中指放進了尿碗，把食指放進了嘴裡。

　　一到夏天，我們就坐著小板凳，圍著小飯桌，在院子裡吃晚飯。穆大媽做的烙餅、糖三角和芝麻擊花卷，母親的炒菜。鹵肉和涼拌小蘿蔔都很好吃。穆大媽是河北廊房來的保姆。

　　母親炒菜的時候，我愛在旁邊看熱鬧，她不時講上的幾句烹調經驗，使我一生受益。

　　暑假無事，我領著弟妹在門洞裡包餃子玩。我比母親有創新精神，敢做西紅柿餡的。可包著包著，餡越來越稀，我們最後吃的是西紅柿肉末片湯。

　　有時候，我很想撈到母親的誇獎，便常常在母親下班以前，發動一場群眾運動，我領著弟妹們一起大掃除，把屋子整理得乾乾淨淨，把花磚地拖得油光鋥亮，比穆大媽收拾得還乾淨。我們四個人翹著腳坐在椅子上，都不下地，別人進屋踩地，就群起而攻之，連「好婆」和「阿爹」都不能倖免。等到母親回來，我們像一群小鳥似地擁上去，等著她的表揚。母親倒是很高興，可我們怎麼示意，她都不誇獎我們收拾了屋子。她一定以為是穆大媽收拾的。最後，總是我忍不住告訴母親：「這是我們收拾的屋子。」

　　從匯文到東四一中心走讀，高小兩年，我只在家裡住了一年半，另外半年，我去了長春電影製片廠拍電影。剛進中學時，我再次離家去長影拍片。此外，中學五年的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幾乎全交給了北京市少年宮舞蹈組。從初三到高中，我又在學校包伙和上晚自習，整天早出晚歸。讀完高二，我就被電視臺選中，離開了家，先住在北京廣播學院，後來又搬到了電視臺集體宿舍。

　　回想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實在太少。如今，母親已經不在人世；父親也是風燭殘年；四位兄弟遠隔重洋；妹妹雖在紐約，卻難得一見。往日悠悠，多年以前的小院親情，令我十分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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