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9)_呂大渝

九

　　匯文一年的住校生活，我雖然沒有像如今的獨生子女那樣，處處受到呵護，甚至還受了點「苦」，但對我獨立能力的形成和對集體生活的適應卻功不可沒。

　　我在匯文戴上了紅領巾。

　　小學校裡的中國少年先鋒隊組織，在那個年代是叫中國少年兒童隊，後來才改了名。胸前佩戴的紅領巾就是隊員的標誌。入隊年齡為九歲。入隊條件說是「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物，其實，輔導員執行時「功課好、守紀律」，往往是最主要的。這比較便於管理，當然也扼殺了創造力。胸前的紅領巾，把孩子分成了隊員和非隊員兩類，非隊員無疑是壞孩子的代名詞。

　　在匯文，為了讓班主任翟老師滿意，為了爭取入隊，我很辛苦了一陣子，並非功課不行，而是上課的時候，我挺直腰板，把手放在背後，不說話，不作小動作，整整半年。就像二十年後我的兒女在遊戲時說的那首兒歌一樣：「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說話不許動，看誰的立場最堅定。」

　　入隊那年，我九歲了。

　　匯文時期，二哥掌管經濟，我身無分文。為了領取買紅領巾的「經費」，我從匯文南院到北院去找非隊員二哥要錢。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門口，他得知了我入隊的消息，突然發起了強脾氣：「去，去，去，我沒錢！」然後又含著眼淚把錢給了我。

　　如果不是有特別的劣行，每個孩子最終都是會入隊的。二哥從來不淘氣，後來也入了隊，但究竟是什麼時候，誰都沒留意。

　　在匯文，每到我最盼望的星期六，總是早早地站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門口去等二哥。我們一起離開學校，穿出胡同，在東單和崇文門之間的盔甲廠那一站登上有軌電車，二哥掏錢買上兩張七分錢的車票，一路上，我們歡快地聽著站著開車的司機踩著「當當」的腳鈴，在東四十二條跳下車，從細管胡同東口走進去不久，就會路過右手邊大哥讀書的北京五中。再往前走，寬寬的胡同變成細細的一條，這大約就是「細管胡同」名字的由來。細管與北剪子巷相交後，就接上馬將軍胡同東口了。南北方向的北剪子巷裡有很多小鋪。二哥常常會買上兩根三分錢的紅果冰棍，我們比著誰吃得慢，轉眼就到家了。我家住在馬將軍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口外就是交道口南大街。

　　匯文規定住校生星期天晚上必須返校上晚自習，但我經常賴在家裡不肯走。在學校，半夜總是掉到地上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凍醒了，漆黑、冰涼，半天才能明白自己是掉到泥地上了，就是和許多北京老百姓家一樣，用夯把土砸得很瓷實的那種泥地。

　　那年冬天，我的腳後跟長了凍瘡，化膿爛得好像都見到了骨頭，只好穿著母親的大棉鞋去匯文。

　　我不願意住校。每當我耍賴的時候，二哥光看著我孤軍奮戰，從來不助陣，他只是「下山摘桃子」。我猜，他一定也是願意星期一早上再返校的。

　　母親經常遷就我，星期一早上到校後，我總能交出母親為我寫的「病假條」。不過，老師從來沒問過，為什麼我一到星期天晚上就生病？

　　我家在北京定居後，母親便去了緊臨馬將軍胡同的府學胡同幼兒園工作。幼兒園的西牆毗鄰的東四第一中心小學，就是府學胡同小學的前身。關押文天祥的小樓和文天祥的墓碑就在那裡。一中心原來是東四區的重點學校，東四區和東單區合併成東城區後，就改名為府學胡同小學，成為東城區的重點學校了。

　　那個年代，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是初級小學，五年級和六年級是高級小學。初小到高小還要經歷一次升學考試，升入本校高小的享有優先錄取權。

　　該上六年級的二哥得在匯文念完高小。我結束了匯文四年級初小的學業，便不再繼續住校。考取了東四一中心小學五年級後，我又開始了走讀生活。

　　八十年代初，「文革」過去了，人生青春的年華也過去了。有一天，一群匯文的校友聚會在一起。如今已去世的孫敬修老師，當時也到了場。

　　孫老師在電臺裡講的故事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他為孩子們講了一輩子的故事。在中國，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幾乎沒有不知道孫敬修老師的。人們喜愛他，人們尊敬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當年的職業是匯文小學的美術老師。

　　一九五三年，中蘇正友好，「蘇修」還沒被「九評」，學校裡唱的是：「蘇聯是老大哥呀，咱們是小弟弟。」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了，在莫斯科紅場舉行斯大林葬禮的同時，匯文的全校師生站在南、北兩個院子之間不窄的胡同裡，聽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為斯大林默哀。那時我不明白，學校兩個院子都有操場，我們為什麼要站在胡同裡？我更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蘇聯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老大哥」。

　　在孫敬修老師的美術課上，他讓每個同學給斯大林畫一個花圈。孫老師在黑板上畫的花圈最好看。他用彩色粉筆畫的花，圓圓的，很柔和，而且可以一筆就畫下來，像小人書店裡《白雪公主》的花一樣可愛。

　　後來，我到了電視臺，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大院裡，偶爾也會碰到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少兒部錄音的孫敬修老師。每次見到他，總讓我想起他畫的那個圓圓的好看的小花圈。

　　在那次校友的聚會上，人們回憶著匯文的往事，、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唱著小時候唱過的兒童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我們的田野》、《快樂的節日》、《夏令營旅行歌》……一首接著一首，開始還笑著，後來便不笑了，再後來有些人就忍著眼淚了。

　　【九　馬將軍小院】

　　我和二哥去匯文住校不久，母親花了三千元人民幣買下了馬將軍胡同甲十八號的小院，我家從此在那裡定居下來，一住三、四十年。準確地說，當時是花了三千萬元人民幣買下的那個小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幣的一萬元只等於現在的一元錢，幾年後，因為票面的單位太大，使用不便，才進行了改革。不過，那時的錢比現在可經用多了。譬如，一九五三年，滿街挺好看的蘇聯花布才兩毛九分錢一尺，我夏天的裙子和襯衫、冬天的棉襖和罩衣，都是母親用這種棉布在她那台「聖家」縫紉機上做出來的。

　　馬將軍小院的大門是紅色的，門上原來有兩個銅門環，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不見了。那時，人們得到處搜羅「廢鐵」去「大煉鋼鐵」，不只我家的門環讓人橇走了，好像整條胡同的門環在一夜之間全都不翼而飛。其實，「土法煉鋼」並不用黃銅，我家那個銅門環也許是讓人混水摸魚，偷去賣給「打鼓的」了。所謂「打鼓的」，就是左手捏著個小鼓，右手拿著根藤蓖子，肩上背著褡褳或腋下夾個包袱，一邊敲打著、一邊吆喝著，走街串巷收購舊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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