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8)_呂大渝

八

　　當小叔叔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在青島的父母曾把他和也尚未成年的三叔叔和姑姑接到青島念書。他們三個人的食宿和學雜費不是個小數目，但自幼失估的母親推己及人，不但毫無怨言，每到週末，還總是做了好飯菜，等著他們從學校回來「打牙祭」。特別對最小的小叔叔，母親更是關心和照顧。多少年來，小叔叔對此沒齒不忘，始終敬重如母的長嫂。

　　九月一日新學年開始時，因為還沒有安排好住所，母親只好讓我和二哥跟著小叔叔家在匯文小學住校的堂哥嘎嘎一起，也去匯文住校了。我在匯文只上了四年級，二哥上了高小兩年。

　　父親曾根據英譯本翻譯出版了《奧勃洛摩夫》等文學作品，他用的筆名是齊蜀夫。《奧勃洛摩夫》是俄國作家同察洛夫的名著。

　　我和二哥去匯文住校不久，母親便用父親的稿費積蓄，買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馬將軍胡同甲十八號的小院，從此定居下來。

　　十三年後，馬將軍胡同甲十八號，變成了東旺胡同四十三號。「文革」剛開始，就像很多原名「有財」、「富貴」的人改叫了「衛東」、「永紅」似的，馬將軍也給破了「四舊」，取名東旺。那時，曾是使館區的東交民巷成了「反帝路」，蘇聯大使館前的那條路則是「反修路」了。

　　匯文是北京早年的名校。中學是男校，為北京二十六中的前身，原來在崇文門城根兒下。小學原來在東單盔甲廠。

　　一九五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北京興建了十大建築，包括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中國美術館、民族文化宮、廣播大摟、電報大樓、工人體育場和北京火車站。因為匯文的地皮全部被北京火車站佔用，中學便拆遷至龍潭湖附近，小學就此不復存在了。

　　當年的匯文小學由南、北兩個院子組成。男生宿舍在北院，女生宿舍在南院。

　　我的宿舍緊貼南院的北牆，坐北朝南，在大門的東邊。宿舍的房門靠西，迎面靠北牆是一排木板大通鋪，並排約安置了十份鋪蓋，門邊有手靠南牆橫放了個木制的上下鋪，東南角惟一的南窗下緊挨著上下鋪橫放著一副鋪板。我去了之後，在那塊鋪板旁邊又拼上的兩塊木板便成了我睡覺的地方。南北鋪位之間本來就只有一米左右的通道，在東南角加上了我的鋪位以後，更窄了。

　　我在班上住校的同學中年齡算是小的，最大的女生已有十三、四歲了，因為她們已經有了「倒黴」。「倒黴」是她們對月經的稱呼。

　　大女生都住在「新北京」。長大了我才知道，她們說的「新北京」，就是從長安街往西伸展，遠遠的公主墳、玉泉路、五棵松一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幾個總部和軍區大院都新建在那裡，工作區和生活區占了很大的地方。當年，距繁華的西單僅公共汽車三站之遙的復興門外就已經很荒涼了，與古老的北京城相比，那裡確實是「新北京」。

　　從氣質上看，大女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來北京隨軍的軍隊幹部子女。其中之一是我們的班長。

　　大同學並不欺負我，在宿舍裡，有時我們還玩得很快樂。有一次吹熄燈號前，我在大通鋪上追跑打鬧，玩得忘乎所以。為了不被逮到，我從大通鋪往上下鋪的下床猛跳過去，頭部狠狠地碰到了上鋪的床幫子，腦袋撞了個大口子，頓時流血不止。樂極生悲，大家都傻了眼。班長找了個平板三輪，同學們前呼後擁，像護送《沙家浜》裡的新四軍傷病員似的，把沒能「輕傷不下火線」的我，送到了同仁醫院，剪禿了一塊頭髮，縫了好幾針。

　　第一次離開母親住校，每個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我之所以沒有像有些初進幼兒園的孩子一樣，殺豬般地哭鬧，還能玩得差點「流血犧牲」，只因為我覺得二哥和嘎嘎就近在身邊，心理上頗有安全感。其實，我不見得天天都能碰到他們。

　　離家住校，雖然我在情緒上沒有太大的波動，但對「睡覺」則視為畏途，並大吃苦頭。

　　小孩睡覺尿床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我直到十歲左右還偶爾為之。母親帶我去過醫院，還讓我到馬將軍胡同斜對過的後圓恩寺莊大夫家針灸了一段時間。後來榮獲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的莊則棟，就是莊大夫的兒子。莊則棟長得很像他的父親。

　　中國民間講究哪個器官不健康就以動物的相應器官來食補，諸如肝不好就吃豬肝，胃不好就吃豬肚之類的。推而廣之，後來，母親從別人那裡聽到一個吃豬尿脖可以治尿床的偏方，為此，讓我硬著頭皮吃了好幾個豬尿脖。這一切，均不見成效。再長大一點，我便不治自愈了。

　　尿床的孩子去住校，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匯文的女生宿舍和女廁所之間，隔著一個大操場。大同學告訴我，匯文南院的南圍牆外是德國墳地，而南院的女廁所與德國墳地僅一牆之隔。每到晚上就寢前，全宿舍的女生都成群結夥地去上廁所。在那漆黑的夜晚，在那緊鄰德國墳地的廁所，我從大同學們那裡，聽到了一個個關於墳地裡鬧鬼的民間傳說，越聽越害怕，越害怕還越想聽。另外，班上誰開始有了「倒黴」，也是大女生在廁所的話題，但那時，我還不懂她們說的「倒黴」是什麼，問她們，她們就像沒聽見似的，根本不理我。

　　在家的時候，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叫我起夜好幾次，住校後，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跟我並排橫睡在南窗下的同學，是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跟我年紀差不多，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她叫梁兢宜，她的姐姐梁兢存也在匯文。四十多年前，我還是個八、九歲的孩子，又只在匯文讀了一年書，那時的一切人和事幾乎都淡忘了，但這姐妹倆卻令我至今不忘，只因梁兢宜是我在匯文時「患難與共」的好夥伴。

　　我剛到匯文當插班生，一切都是怯怯的，這時，梁兢宜悄悄地跟我商量，晚上不管我們倆誰上廁所，都要叫醒對方一起去。她還告訴我，她晚上有時會尿床。不僅因為同病相憐，更因為她一下子就把秘密告訴了我，我們立刻成了好朋友。在總擔心晚上尿床的共同心理壓力下，在害怕深夜單獨一人穿越大操場去德國墳地上廁所的恐懼中，我們的友情令人珍惜。特別在冬夜，兩個孩子，再困，彼此也肯為朋友毫無怨言地從熱被窩裡爬出來，迷迷糊糊、哆哩哆嗦地到刺骨寒風中去「瀟灑走一回」的義氣更加可貴。

　　在匯文念完四年級，我便轉了學。放暑假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梁兢宜，還有另一個要好的女生，把被子搬到大操場滑梯的平臺上，嘀嘀咕咕地話別，幾乎一夜沒睡。淩晨的露水把被子打得潮乎乎的，很不舒服。我們相約，要永遠記住那個露宿的夜晚，更要永遠記住彼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梁兢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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