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7)_呂大渝

七

　　搬到河北路以後，有一天午飯時，才兩歲多的妹妹大曼失蹤了。原來，她拿著個搪瓷小碗和一個鋁勺，獨自走出大門，並沿著大街一直走了下去。全家大小都慌了。母親把她找回來以後，孩子們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不久，我家搬到了成都道倫敦裡。有一天，一個好像剛剛當了新郎格的街坊叔叔，要帶我去看電影。我穿著一雙方口沒橫帶的膠鞋，生怕鞋子掉下來，使勁兒勾著腳坐在他的自行車大樑上。我突然想起，他帶我出去玩的事並沒有告訴母親。看電影要很長時間，家裡找不到我又要像上次丟妹妹那樣著急了；另外，跟著一個並不熟悉的人到遠處去，也使我突然害怕起來。我變了卦，雖然有點不敢向那位叔叔張口。但最終還是堅持回了家。

　　在我半百的歲月中，許多往日的記憶都是和一些歌曲聯繫在一起的。

　　在天津的日子，中國人的抗美援朝，即美國人的「韓戰」剛剛開始。當時，作為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我所知道的這場「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是：美帝國主義的「戰爭販子」麥克阿瑟將軍和南朝鮮的「李承晚匪幫」相勾結，把戰火燒到了中朝交界的鴨綠江邊，唇亡齒寒，於是，中國人民志願軍便唱著《志願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去「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了。

　　那時，年輕人都熱血沸騰地報名參軍。我有個梳著兩條很粗的辮子、姓方的女同學，她十八歲的大姐和她的一群同學走出家門的時候，唱的就是《青年團員之歌》：

　　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
　　穿好軍裝，拿起武器！
　　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
　　踏上征途，萬眾一心，保衛國家。
　　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
　　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
　　再見吧，媽媽，
　　別難過，莫悲傷，
　　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再見了，親愛的故鄉，
　　勝利的星會照耀著我們……

　　我永遠記住了那群年輕人唱著歌走出家門的畫面，我也永遠記住了那首後來改名為《共青團員之歌》的歌曲和第一次聽到它時的悲壯的感覺。那首索洛維約夫·謝多伊所作的歌曲，也和他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作曲的《海港之夜》和《春天來到了我們的戰場》一樣，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學生中廣為流傳。

　　《共青團員之歌》後來被選作了中學的音樂教材，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蘇關係破裂後才不被使用了。「文革」期間，這首歌和那些彙編進《外國名歌二百首》中的所有「四舊」一樣，被許多插隊知識青年傳唱。如今，它又成了中國大陸卡拉OK歌廳裡的曲目，但已失卻了當年那悲壯聖潔的味道。

　　朝鮮前線在打仗，後方全民總動員，捐獻飛機大炮，民族情緒激昂。人們都是真誠的。沒有什麼首飾的母親把她的結婚戒指都捐了出去。同學們比著捐獻節省下來的早點錢和本來就不多的零花錢。各個班級也展開了競賽。就連那時的兒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都是針對當年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的。

　　我曾在老師的帶領下到一個聯歡舞會上賣花募款，賣的並不是「文革」後上映的朝鮮故事影片《賣花姑娘》裡的那種鮮花，而是用紙紮成的小花。我用一個長方形的盤子托著紙花，走到一對對正在翩翩起舞的男女面前，怯怯地請他們買花。我那時不過七歲而已，有些膽小。也許正因為賣花的是個膽小的孩子，人們才格外照顧我的生意。

　　就在人們慷慨解囊的同時，也有打擊不法奸商的活動。按時下的話說，奸商給志願軍提供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沒有消毒的急救包、假藥、變質的食品和爛棉花做的冬衣，導致戰士傷口化膿、生病、死亡。很多照片，展示了受害戰士的慘狀。「三反」、「五反」和「鎮反」，就是發生在那個時候的運動。

　　那個年代，人們都把志願軍戰士稱為「最可愛的人」。學生們與最可愛的人通信成為時尚，其中更有年輕的姑娘嫁給了他們當中的革命殘廢軍人。還經常有志願軍英雄回國到機關。工廠。學校做報告。兒童片《祖國的花朵》就是從跟志願軍叔叔聯歡，聽志願軍叔叔講戰鬥故事開頭的。

　　像任何一場戰爭一樣，朝鮮戰爭除了傷殘者和陣亡者，還會有被俘的。

　　稍長，我曾聽人悄悄告訴我，從朝鮮回來的中國戰俘，日子極不好過。我同情他們。去朝鮮的時候，他們可能正像我那個粗辮子同學的大姐一樣，是充滿了理想的學生，也可能是剛剛分到了土地的年輕農民，在就要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新生活時，他們就如《春天來到了我們的戰場》那首歌唱的那樣：「命運使我們這樣，離別了妻子和田園，堅強地走上戰場……」但是，他們沒有萬幸地凱旋，他們也沒有不幸地死去，熬過了戰俘營裡悲慘屈辱的歲月，當他們有幸地回到祖國的懷抱時，並沒有安撫和鼓勵，也沒有理解和信任，而像「文革」中的「說清楚會」一樣，得「交代問題」，數十年來，背負著「戰俘」這一沉重的心靈十字架，去面對餘生。

　　在殘酷的戰爭中，個人的命運有時別無選擇。如何對待「俘虜」，東、西方文化有著截然不同的觀念。中國人主張「不成功便成仁」，於是就有了歌頌抗日戰爭時「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壯士跳懸崖」的故事。日本人講究「武士道精神」，於是就有了無數「剖腹自殺」的事件發生。交換戰俘時，有些志願軍戰俘之所以選擇去臺灣作「反共義士」，不僅因為他們身上被刺上了反共的字句，而且也絕不能排除傳統的中國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不要說他們回到中國社會後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實際上連他們自己可能都背上了「愧對江東父老」的心理壓力。

　　戰爭改變了人們的命運。多少年過去了，不知道我那位方姓同學的大姐如今情況如何？當年和她一起唱著《青年團員之歌》走出家門，奔赴朝鮮戰場的那群熱血青年的命運怎樣？他們是不是都活著回到了中國？

　　一九五二年暑假，我讀完了小學三年級後，舉家又遷往北京。

　　雖然我只在天津住了兩年半，但我懷念那裡。直到二十五年後的清明節，我去採訪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巡迴演出的話劇《報童》，才有機會第一次重訪天津。

　　【八　北京匯文學校】

　　雖然我的祖籍是蘇州，但我把北京視為故鄉。自一九五二年全家移居北京，到一九八七年我離開中國，北京三十五年的生活，甜酸苦辣，大起大落，留下了我從少年時代到不惑之年的生活軌跡。

　　出身寒門，靠個人奮鬥而成為高級知識分子的父親，學識不錯，英文極佳。但「兩航」起義歸來，在天津民航局，他只是個工會副主席，管管聯歡會之類的一個閑差。後來，他調到中國人民銀行國外局工作，先後去了印度的加爾各答和孟買，一走數年。

　　因為小叔叔和三叔叔已經定居北京，小叔叔還買下了北新橋仁德裡一號的四合院，三叔叔也搬到了交道口東大街，住在小叔叔家的大斜對過。為了有個照應，父親走後，母親辭去了天津培新幼兒園主任一職，一九五二年暑假，帶著孩子們搬到北京。她後來在府學胡同幼兒園和東四五條幼兒園任教。

　　到北京的時候，我已經八歲半了。

　　剛到北京，母親帶著從兩歲到十五歲的六個孩子暫時擠在小叔叔家的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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