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_呂大渝

六

　　怎麼才能離開舉目無親、生活無著的曼，正在母親焦急萬分的時候，國民政府駐曼的總領事孫秉乾伯伯幫助了我們。

　　孫伯伯與我母親是東北老鄉，父親還在曼的時候，他曾多次到我家作客，私交不錯。那時我當然不懂得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個我不喜歡的客人。一看到他來了，我就趕緊跑到飯廳放芭蕉筐的方凳和小櫃子之間的夾縫裡藏起來，有時，吃著我並不喜歡的芭蕉就睡在了那裡。我不喜歡他的理由很簡單：他的鬍子紮人，我不喜歡他親我。

　　護照吊銷後，孫伯伯來我家探望了好幾次，但母親總以為他是來阻撓我們離境去與父親團聚的，對他非常冷淡。他最後一次來的時候對母親說：「你可以走了。」

　　現在看來，孫伯伯的造訪，純屬顧念私交，倒是母親多慮了。

　　如今，母親已經故去，父親也年近九十，我不知道孫伯伯是否還健在？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早早晚晚會走到一起的今天，我提起這件往事，想必不該給年事已高的孫伯伯招來麻煩。

　　由於英國政府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建立了代辦級的外交關係，一九五零年二月，母親領取了英國領事館的旅行證，帶著六個孩子抵達香港。

　　時值冬季，而我們的冬衣又在曼全部被盜，所以，一到香港，父母便把六個孩子扔在旅館，上街採購冬衣，準備北上。大哥當上了臨時保姆，擔負起照顧五個弟妹的任務。我永遠不會忘記十二歲的大哥抱著才兩個多月的小弟，一屋子兩歲、四歲。六歲、九歲的弟妹，在房間裡一起大哭小叫的情景。

　　我們是乘火車從香港回上海的。由於當時全國鐵路交通還沒有完全恢復，車頭和車廂都很緊張，四天三夜的行程，我們一家八口人只分配到四個座位，於是，父親睡在了行李架上，用床單和繩子捆了個吊床當搖籃，把小弟放了進去，其餘五個孩子和母親擠在四個座位上。

　　火車到達上海時，大家都跑到月臺上活動一下手腳。要整隊出站了，父母一清點人數，發現少了四歲的大弟大慶，找了半天也不見人影，我們都慌了。後來，我往月臺下一探頭，發現穿著件小格呢子大衣的大弟正安安靜靜地趴在離鐵軌很近的枕木邊上，還東張西望呢。若不是被人發現，火車一來，他准給軋死了。我一直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哭也不叫呢？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如今，大弟呂大慶已是中國中央電視臺頗有成就的美術設計師了，但他仍然是個不大吭聲的慢性子。

　　【七　天津歲月】

　　一九五零年二月，我們一家八口從香港回到上海。沒多久，父親被分配到天津民航局工作，先行前往報到。稍後，母親才帶著六個孩子抵達天津。我們在那裡住了兩年半之久。

　　我家先在馬場道落腳，不久遷至位於河北路的民航局平房宿舍，最後，因為母親應聘出任天津民航局的子弟學校培新小學的幼兒園主任，為了便於她就近照顧子女和家務，我家又搬到了學校對街的成都道倫敦裡居住。

　　那時，我和二哥進了培新小學，大哥進了志達中學。在家的大弟、妹妹和小弟由父親的嬸母、從上海來與我們同住的三好婆照顧。

　　初到天津，我已經滿了六歲，進了二年級，該是好好讀書的時候了，但是，動盪的生活，使教育無法有個連貫性，我的學業便脫了節。這在珠算課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每次課堂練習或考試的時候，我只用筆算寫出答案，雖然得數完全正確，但從不寫一句珠算口訣，因為我沒學過。一旦老師要求我寫口訣，混不過去了，我便裝病，說自己不舒服，於是，老師就把幼兒園的王主任——我的母親請來，帶我去醫務室「看病」。我很緊張，因為我根本沒有覺得不舒服，生怕我裝病的詭計露餡。但是，天助我也，每次去醫務室試體溫表，我都被診斷為「低燒」。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真的是低燒，還是因為既然「病人」來了，醫生總得有個「說法」？他們說，我發燒的原因是扁桃腺肥大。

　　歪打正著，沒想到，我的裝病，給我帶來了一段大吃冰激淩的好日子。

　　當時，正好大弟也扁桃腺肥大，經常發燒。剛放暑假，母親就讓我和大弟作伴住院，一起去割扁桃腺。手術後，醫生說，怕傷口發炎，需要多吃冰激淩。我和大弟住在醫院裡，天天強烈要求母親遵醫囑買冰激淩，理直氣壯地大吃了一陣，而且，我還比大弟多要了一個洋娃娃。那時中國的人口不似現在這麼多，一個扁桃腺割除術還可以讓我和大弟住進醫院，吃了幾天冰激淩，像過年一樣快樂。

　　「躲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因為我的珠算期末考試得了百分制的十五分，出院後，母親就忙著給我惡補珠算，準備開學後的補考。那時，母親常說我的「十五分」真讓她「丟人」。暑假裡，我「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進一」地背了一通口訣，補考得了一百分。補考過後，我不讓母親王主任「丟人」了，也就交了差。不過，如今我還是不會打算盤。

　　五十年代初，大批蘇聯專家來到中國。記得在天津民航局一次歡迎蘇聯專家的聯歡晚會上，當司儀報完「下一個節目，女聲獨唱《南泥灣》」，大幕拉開，我懵懵懂懂地走上台去，這時，一個人走出來，把一個凳子放在麥克風下，接著把我舉到了凳子上，全場頓時哄堂大笑，嚇得我兩腿發軟，哆哩哆嗦地「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了一番。

　　我稀裡糊塗地當上了獨唱演員，一定是母親的功勞。母親早年惟一的嗜好，是學生式的音樂舞蹈。在教會彈琴唱詩、教幼兒歌唱舞蹈不說，一九二八年，她參加了《五月的鮮花》作曲者閻述詩領導的瀋陽諧和歌詠團，還在進步歌舞劇《夢裡桃園》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女神。演出在瀋陽轟動一時，並應觀眾要求，于一九二九年再度公演。直至年逾古稀的暮歲，母親還應瀋陽音樂團體之邀，憑記憶逐字逐句記下了《夢裡桃園》的全部詞曲，並撰文《憶閻述詩和〈夢裡桃園〉的演出》，刊登在一九八五年四月的《音樂生活》雜誌上。

　　我登臺獨唱，雖然使母親「後繼有人」了，但「青出於藍」並未「勝於藍」。那年我七歲，首次「獻演」，也是首次「現眼」。上臺的感覺並不好。這種當眾緊張的狀況延續了不短的時間，一直到我後來在北京東四一中心上小學五年級被課堂提問時，腿還會發抖。記得好心的地理老師盡給我答案極短的問題，諸如：甘肅省的省會在哪兒？我僅答「蘭州」二字，便可混個滿分。

　　天津兩年半的日子，給我留下了一些難忘的生活畫面。

　　在倫敦裡的鐵柵欄門外，冬天的夜晚，總有一個瘦瘦小小的老太太挎著用棉墊子蓋著的竹籃吆喝：「饅頭，豆沙包。」路燈昏黃，寒風瑟瑟，沒有什麼人來買她的饅頭和豆包。她實在太老了，我很可憐她。至今我還記得她吆喝的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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