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_呂大渝

三

　　【四　東返上海】

　　自重慶東返上海後，我曾去過蘇州，最早的記憶便留在了那裡。

　　人們都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我對蘇州最初的印象，只是鉛灰色的天空、潮濕泥濘的碎石小路、閶門祖居油漆剝落的大門、身後黑洞洞的廳堂、門前穿梭而過的挑夫和站在門口看街景的無聊的我。

　　近四十年後，作為中國中央電視臺專題部的編導，為拍攝第一個美籍華裔太空人王贛駿訪華的三集專題片《故鄉行》，我才有機會重返蘇州。東道主帶我們參觀了蘇州園林。那秀麗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雖然和我幼兒時期對蘇州的印象大相徑庭，但我相信那都是真實的蘇州。

　　離開大後方重慶，我家在上海虹口天同路壽蔭坊四十三號安頓下來。

　　那座房子的大門是黑色的，門裡是個被上海人稱為天井的極小的院子。天井的右邊有棵琵琶樹。房子是個兩層的建築。一進小樓，一層是客廳，穿過客廳右前方的房門便是灶間，灶間有個後門。樓梯夾在客廳與灶間當中，上樓右手是灶間上面的亭子間，左手是客廳上面的一間大臥房。

　　父親的伯父和伯母，被孩子們叫作「阿爹」和「好婆」，這是江浙人對祖父和祖母的稱呼。他們無兒無女，一直由我父母贍養到終老。最受「好婆」寵愛的大弟跟「好婆」和「阿爹」住在亭子間，我和大哥、二哥跟母親住在大臥房。

　　抗戰剛剛勝利便去美國進修的父親，一九四六年冬天才回來。從我記事起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父親似乎與家人聚少離多，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實在不是很多。

　　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底，我從兩歲長到五歲。在上海壽蔭坊居住的日子，並沒有給我留下很多童年的歡樂。

　　八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兩黨又打了四年。壽蔭坊房子的玻璃窗上，貼滿了米字形的白紙條。長大了我才明白，這是怕玻璃碎片橫飛時傷了人。

　　那時，能買到大米似乎是家裡的一件大事，而米飯又都是有黴味的，還盡是砂子和稗子，所以，天天看見「好婆」在窗下的紅木飯桌上揀米。每天都有來要飯的叫化子敲門。

　　北方的冬天，即使外面冰天雪地，可一進到屋子裡，因為有火爐、火炕或火牆，總還是暖和的。而江南的冬天則陰冷潮濕，屋裡又沒有取暖設備，晚上，只能靠個黃銅的「湯婆子」或熱水袋暖暖手腳。

　　不過，對江南難熬的冬天，我是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領教。那次是電視臺專題部的攝製小組去常熟採訪，正值嚴冬，工廠領導盛情地請我們吃「大盤子」，剛出鍋的熱炒，一端上桌子就成了冷盤，我渾身發著抖吃完了那頓冰涼的午餐。晚上，在招待所裡，我把一屋子六張空鋪上又冷又潮的棉被全壓在我一個人身上，直到早上仍手腳冰涼。

　　內戰時期的上海，能升得起炭盆的家庭就算得上家道小康了。那年月，大人常講馬路上又凍死了人，所以，每次上街，只要看見斜靠在路邊的人，我都以為是凍死的「倒臥」，害怕極了。

　　但是，童年總有童年的歡樂。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次，因為暴雨成災，馬路上和弄堂裡都變成了「河」。娘姨把我和二哥放到大木盆裡，推著我們去上學，像坐船一樣。中午，她還用一格摞著一格的手提鋁飯盒給我和二哥去送飯。

　　放學回家，我光著腳丫到弄堂裡去淌水。藍天白雲倒映在水裡，腳下的水看上去似大海，像天高一樣深，我生怕「掉」進去，既緊張又刺激。弄堂裡有一個坑，但發大水的時候是看不見的，我「噗通」一下掉了進去，著實嚇了一大跳，又弄濕了裙子，怕回家挨駡，只好跑到弄堂盡頭一個高高的廢墟上，坐在那裡曬太陽，曬乾了衣服才敢回家。

　　早年，在上海霞飛路黃陂路口有一家紅葉照相館。那是我的小叔叔和父親出資開設的，解決了我的堂姑、三阿爹、阿爹的就業問題，也幫助了父親一個陷於困頓的老朋友的家計。

　　我的一張手工著色、被卷了頭髮、像個小大人似的大照片陳列在紅葉的櫥窗裡。當時，我並不認為那是我的照片，更不會記得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拍的了。每當我被帶到紅葉去玩的時候，總會有人間那是不是我的照片。和生人說話的感覺很新鮮，又都問我同樣的問題，於是，我很高興去紅葉，而且，總是在櫥窗前晃來晃去的，活像如今服裝表演時伸展臺上的模特。

　　離開上海後，我便淡忘了紅葉照相館。

　　一九五六年，中國進行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造之勢，使全國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和小業主，紛紛向党「表忠心」，「自願」公私合營，還敲鑼打鼓，高舉彩旗，在大街小巷遊行。我見到這次轟轟烈烈的場面時，已經定居在北京了。

　　父親後來說，一九五零年初，他曾考慮讓紅葉停止營業，但當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力圖整頓經濟上的爛攤子，不准關張造成失業。

　　我家定居北京後，小叔叔來找父親提及過紅葉的事。我聽說，他們決定將全部資產送給職工，由一位沈姓職員負責經營。我猜，這一定是發生在一九五六年的那次運動前不久的事。

　　我的那張大照片，早年曾在北京家中掛了好一陣子，後來在裝箱托人帶往美國時，連箱子一起丟失了。

　　我的求學生涯，是到上海一年後開始的。三歲那年冬天，我被母親送進了幼兒園。

　　在那所幼兒園裡，小孩子們每天都不給脫去厚厚的棉袍，就讓在地鋪上睡很長時間的午覺，睡不著也得硬躺著，一出聲音就會被老師「吼」。老師則紮堆在一旁大聲聊天。我覺得老師很不喜歡我，因為常常在她們聊得正歡的時候我要「坐馬桶」。老師很不耐煩，給我穿褲子的時候，像提著口袋想往裡多塞些東西似的使勁地「蹾」。每次要「坐馬桶」，我非得憋到忍無可忍時才敢說。我覺得自己總要「坐馬桶」是很不「乖」的事。我怕極了老師那惡狠狠的訓斥和又推又搡的動作。

　　十五年後，我已去了電視臺，有一個春節，全家團聚，父親調侃我：雖然我現在「人模狗樣、頭頭是道」的，可小時候，連「早」和「晚」都分不清。每次他和母親去幼兒園接我，我嫌接得太晚，想表達的是：「叫你早點來，早點來，你偏要晚點來。」可帶著哭腔說出來的話卻是：「叫你晚點來，晚點來，你偏要早點來。」這時我才說出當年「坐馬桶」的不快。母親說：「家裡那時不是沒有人帶你，送你去幼兒園原來為的是讓你好玩，早知道是這樣，還不如不送你去了。」

　　母親大概感到我在幼兒園很不快樂，所以沒有多久便給我退了學。我「失學」在家，「自由」了好一陣子。在熱水瓶蓋裡種西瓜、往烏龜背上敲釘子、蹲在泡菜罎子邊吃泡菜，我常常是二哥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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