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_呂大渝

二

　　【三　出生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和許多文教機構及大專院校部撤退到了西南大後方。日後我到電視臺工作時，有一次，為了紀念聞一多，去採訪了他的兒子、中央美術學院的聞教授。他在談話中提到的西南聯大，就是由當時撤退到昆明的幾所著名大學聯合組成的。

　　我家隨父親工作的電臺撤退到重慶時，我還沒有出生，但後來常聽母親講起他們在四川躲警報的日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親隻身到達重慶。他當時是重慶電臺的主管。十一月，母親才帶著兩個孩子，在鳳英姑姑的陪同下，離開父親的祖居蘇州，乘船到重慶與父親團聚。

　　抗戰初期，日本人十分囂張，飛機對四川的轟炸也十分頻繁。那時，重慶一片慌亂，甚至還發生過一萬人被悶死在防空洞裡的「大隧道慘案」。聽父親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飛機又來狂轟濫炸，公共防空洞「大隧道」擠得水泄不通，一萬多人窒息而死。死屍在隧道口堆積如山，不得不用大卡車整車整車地往外拉。

　　重慶是個山城，我家住在山脊黃家埡口的隆蔭別墅。每天早上起床，母親趕緊熬一鍋粥，備點簡單的小菜，便和父親抱著孩子，提著東西，匆忙趕到山下長江邊的珊瑚壩機場，鑽進中國航空公司的防空洞待上一天，傍晚再上山回家。很長時間天天如此。

　　父親當時負責與防空部門的電話聯絡，然後向航行中的飛機或騰空避敵的飛機轉達敵機的行蹤，忙得不亦樂乎，孩子全靠母親操心。

　　有一天，由於防空洞裡的空氣太差，警報又很長時間才解除，大齊大哥剛被領出洞口，突然昏迷倒地。曾遭喪子之痛的母親急得兩腿發軟，連站都站不穩。幸虧公司的醫生也躲在同一個防空洞裡，大哥才及時得到救治。

　　後來，為了避免山上山下往返的奔波勞頓，父親與兩個同事在珊瑚壩的山坡邊蓋了三間鋪竹為柱、稻草鋪頂、泥土壘牆的房子，三家人住了下來。父親戲稱它為「珊瑚草廬」。

　　再往後，父母又在北碚天生橋租了當地農民的屋子。母親帶著孩子留在那裡，父親因忙於公務，兩周才能去看望一次。由於屋門緊挨著稻田和魚塘，母親生怕一不留意，孩子失足落水，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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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的抗戰後期，日本人氣數將盡，已無力似抗戰初期大轟炸時那麼囂張了。那時，我家已遷至重慶郊區新市場天燈壩鬍子昂鄉間別墅剩餘的屋子居住，和電臺在一起，生活稍微安定下來。

　　我的父親呂吟聲是長子，下面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家境清苦。他十六歲中學畢業後當過蘇州唯亭小學及平江中學的教員，負擔起了全家的生計，二十歲時由於謀到一個國際電臺報務員的好差事，才開始有所節餘。父母婚後，雖已有了兩個兒子，但「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他們仍把父親尚未成年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接到青島念書。抗戰時期，我的姑姑和叔叔們也齊集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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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出生在重慶一所叫寬仁的教會醫院。由於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思想，母親說，我在醫院誕生後，當護士吞吞吐吐地告訴母親「是個女孩」時，母親那由衷的高興令護士十分不解。她們並不知道，已經生過三個男孩的母親，盼望的就是個女孩。自然，我也得到了叔叔、姑姑。鄰居和朋友們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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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雇了個川妹子專門照看我，所以，呀呀學語時，我說的是四川話。

　　早年，母親曾多次提及我在學步車裡「裝傻充愣、騙吃騙喝」的情景。母親說，我的性格自小就比較開朗。那時，每當母親忙於家務時，常把我圈在學步車裡，鄰居的潘媽媽有時故意「氣」我：「哎呀！我家鄰居的那個小姑娘大渝呀，最不乖了。」這時，我一定是裝作沒聽見，照樣樂樂呵呵，滿不在乎。可是，她緊接著說：「大渝，來吃口炒雞蛋」時，我准會「噌」地一下滑過去，吃口雞蛋，然後又「噌」地扭頭滑走，學步車的駕駛技術絕對一流。

　　抗戰剛剛勝利，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父親考取了租借法案的一個資助進修項目，便啟程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去了。兩個月後，母親隻身帶著四個孩子離開了重慶。

　　我離開重慶的時候剛剛兩歲，對那塊土地自然不會留下任何記憶，只是帶走了一嘴四川口音和喜歡吃辣的四川人的愛好。

　　東返上海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是用四川口音「小哥哥、小哥哥」地稱呼我二哥的。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兄弟姐妹六人開始全部直呼其名了。我那一嘴四川口音也和以後的上海口音、天津口音一樣，由於八歲後在北京的定居，全部蕩然無存，而改成了標準的普通話，按臺灣同胞的說法是「國語」，否則，我將不會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初創時獲選做電視播音員了。

　　隨父母四處漂泊的幼年經歷對我日後成為一個專業的中文播音員有著很好的影響。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普通話只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並不等於北京話，所以，如果地道的「京片子」做了普通話播音員而對北京話和普通話的發音差異又不甚自覺的話，播音中往往會帶著一股土味。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年的四大著名播音員中，夏青是東北人，林田是福建人，潘捷是江蘇人，齊越也不是北京人。

　　我對四川懷有好感。一般來說，人們懷念一個地方，往往是和那裡的親友或在那裡的生活經歷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我當年離開重慶的時候連能夠朦朦朧朧記點事的能力都沒有，何以有資格奢談懷念什麼人和事？我知道，我對四川有好感最原始的理由就是出於對川味小吃的喜愛。

　　「文革」前，電視臺播出部一群薪資菲薄又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我、趙忠祥、曾文濟、李振立，在一天的播出結束後，只要囊中尚不羞澀，最喜歡的去處就是北京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小吃店了。

　　「文革」中，在河南淮陽「五·七」幹校，每當躺在床上「精神會餐」時，我渴望將來回到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盤肥而不膩的四川蒜泥白肉。

　　被我漂洋過海帶到美國來的一本《四川菜譜》，便是托幹校的戰友、錄音科的葉邦偉去四川探親時給我捎回來的。

　　我兩歲離開重慶，三十多年後，才有機會和電視臺的同事于虹一起出差，重返四川。我看了樂山大佛、杜甫草堂，登了峨嵋山，還嘗了正宗的擔擔麵、賴湯圓、川北涼粉、燈影牛肉和那麻、辣、燙的四川火鍋，最後，從成都趕到重慶上船，順長江而下，途經三峽，抵達武漢。祖國壯麗的山川河流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固然令我讚歎，但至今讓我重返四川的最大誘惑仍是那美國沒有的正宗的川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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