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_呂大渝

一

　　【一　名字】

　　渝，四川重慶的簡稱。我之所以叫大渝，是因為我出生在重慶。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簡稱前面加個「大」字。除了我以外，二哥和大弟，就是大蜀和大慶也出生在重慶。

　　以後，在學生時代，乃至來到美國，也常見到「小渝」、「渝生」之類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們也和我一樣，都是被抗戰時撤退到「大後方」的父母們生在重慶的。

　　我的祖籍是江蘇蘇州，雖然父親再也沒有回到故鄉工作，但假如不是因為戰亂的話，我絕不會得到現在這個我並不喜歡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長女，排行老三。其實，在我上面母親已經生過三個男孩，只是老大在三歲時便夭折了。他叫呂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個口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裡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現在的大哥原名「呂田」，現在的二哥該叫「呂吾」，輪到我，准是「呂晶」了。後來，因為呂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數目來為兒女取名，父親便把出生在山東青島的呂田改名「大齊」，下面的五個孩子便一路「大」了下來。而這個「大」字便是我始終不滿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見過呂品的照片，一副很聰明可愛又瘦弱的模樣。多少年後，母親還不時誇獎「品品」指揮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時的音準、樂感和認真的神氣。直到我自己有了兒女以後，才體會到母親終生的傷痛。

　　品品葬于重慶北郊螞蟥嶺，現在，那裡已經變成繁華的商業區了。品品的夭折是由於父母沒有育兒經驗，又書呆子氣十足，一切按照書本辦事，以為嬰兒吃奶不宜過飽而導致他營養不良。三歲的品品大哥後來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親在繈褓之中便父母雙亡，由教會養育十年之久。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小時候母親幾次和我說過：品品死前，她兩次親眼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從後門進來，那是來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覺得非常神秘。

　　對上帝，我似乎有過一次「心誠則靈」的體驗。五歲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靈糧堂小學的教會學校讀二年級的時候，住在壽蔭坊四十三號的弄堂裡。那時我有一把紅色的塑料剪刀，圓頭，只有小手巴掌那麼大，給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紙。那可能是父親從美國給我帶回來的。有一天，我怎麼也找不到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禱告。客廳裡別無他人，我雙手合十，跪在地上，閉著眼睛，口中念念有詞，請求上帝幫我找回心愛的小紅剪刀。剛剛禱告完，小紅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几檯面下的格子裡找到了。我高興極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禱告前，記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這件事，我從沒和任何人提及過。我知道這可能只不過是個巧合，但這把小紅剪刀的失而復得，令我長久不能忘記。

　　苦辣酸甜構成了人生。如今，年過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託對人生的重要，特別是來到美國這樣一個基督教文化的國家，看到一些虔誠的基督徒通過對「主」的信仰而使內心得到平靜和充實，更感如此。金錢和物質絕對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樂的程度卻並不與金錢的數量成正比。內心的安寧祥和，是金錢難以買到的。

　　母親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個虔誠的信仰可能會使生活輕鬆一些，但就是因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裡？」而無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許，年紀越大，有所信仰則愈發困難，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類的未知領域，所以，我尊重母親的信仰，而且，由於母親與教會的淵源，我對教會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還沒能如母親所願，成為一個基督徒。

　　【二　母親】

　　我的母親王志筠，一九一零年出生在瀋陽小河沿一個基督教家庭。她的父親只是個小商人，並不富有。

　　基督教傳入中國以後，在許多地方都創辦了教會學校以及醫院和孤兒院等福利機構。

　　母親僅十五個月大的時候，由於霍亂的流行，雙親相繼去世，留下的五名子女，生活陷入了困頓。我的大舅去山東投靠了他的二伯父，也就是我的二舅爺。十六歲的大姨當時已在教會學校寄宿，於是，二舅和二姨也隨同大姨住校，他們三人全由教會收養。才一歲出頭的母親，留在了大舅爺家。大舅爺也是小商人，已有兩個兒子，生活非常拮据。母親在那裡只住到五歲，也由教會收養，去了坤光小學。「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從此，一切生活雜事全靠母親自己料理了。

　　早年，坤光小學是瀋陽非常有名的一所教會學校，除中學部以外，還有小學部和幼兒園。母親深感求學不易，學業自然加倍努力，成績也相當出色。在坤光小學畢業後，她半工半讀，在幼兒園幫忙並在小學二、三年級兼音樂課，還在中學部跟班讀書。

　　坤光小學的校長是個英國人，幼教工作者，她教母親教育學、心理學、教授法和彈琴。後來，很有藝術天分、酷愛音樂、又喜歡孩子的母親，以初中同等學歷及向坤光小學借貸並承諾學成回校任教來償還貸款的方式，歷時兩年，得到了瀋陽崇正女子師範學校幼師的畢業證書，日後，成了一名傑出的幼教工作者。

　　母親的一生，得助於教會頗多，精神上寄託於「主」頗多。

　　「文革」中，反右時被「內定右派」的父親進了學習班；大哥遠在西安；「老三屆」的妹妹大曼被分配到東北嫩江達斡爾族地區插隊；僅二十出頭的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進了單位的「牛棚」；剛初中畢業的小弟大谷也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拘留數年。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批評共產黨搞「黨天下」的民主黨派人士，都成了國家級的大右派。民盟負責人章伯鈞和羅隆基更被打成「章、羅反黨聯盟」，當時，他們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老少皆知。

　　「文革」期間，剛初中畢業的小弟被分配到首鋼河北遷安鐵礦當裝卸工。一九六八年，就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不久，小弟也突然出了事。聽說因為小弟剛巧是位國家級大右派之子在北京二十五中的同學，而那位右派之子由於屈打而成招，他的許多同班同學都被供成是「反革命小集團成員」，有的還判了死刑。小弟被說成是「情報部長」的根據，僅僅因為我家有一本「文革」前在書店裡買來的《情報術》，一本薄薄的譯本。為此，我的小弟，一個才十幾歲的孩子，先是在首鋼被隔離審查和批鬥，後來又被大興縣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拘留。

　　我永遠不會忘記白髮蒼蒼的母親在凜冽的寒風中緩緩而行，去給幼子送冬衣、送糧票、送飯費的佝僂的背影。月月年年，這一送就是四年。

　　在那壓抑的年代，我這個「炮打」了中央文革的「現行反革命」，還被專案組歸為最具危險性的「內定一類」。母親多次對我說：「信主吧！向主禱告吧！我的朋友們都在為你禱告。」有一次，她還執意帶我去了她的陳大姐家。陳大姐是位醫生，她把手放在我的頭頂上，我不懂這是在做什麼，但卻十分虔誠。在那無助無奈的境遇中，我真的希望有個能夠救助我的「卞。

　　「文革」時代的中國，信奉基督教，做禮拜，可能會惹來很大的麻煩，但母親常去陳大姐家，那可能就是所謂中國的「地下教會」。不言而喻，幫助安分守己、與世無爭的母親度過人生中一樁樁磨難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心中萬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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