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34)

一三四

　　「劉院長關懷國防建設，以國事為己任，六十高齡，常帶頭學習；且戰略眼光遠大，常以有備無患，幹部應向科學進軍，學多學深一點作號召；特別謙虛謹慎，日夜工作，制軍語、譯外文、校條令、寫教材、上大課，無一不是以身作則；特別關心與指導政治思想工作的進行，尤其注意檢查效果。十次整風，常稱為黨作好事，開路單子，向何處去，過社會主義關；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整風時，他就以此作警語來教育幹部。這些模範行為，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這番話，猶如一股暖流，在幾千名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上湧動著。這是軍事學院黨委對於劉伯承創辦軍事學院6年工作的實事求是的鑒定與評價。它，道出了廣大教職員工的心聲。

　　令人惋惜的是，這位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人民解放軍院校建設的奠基人之一，國內外著名的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竟從此離開了他澆灌過無數心血的軍事學院，而且實際上也離開了整個軍事教育與訓練的領導崗位。

　　幾個月之後，訓練總監部代理部長葉劍英來到軍事學院視察，在向兩千多名教職員工發表講話時，專門講了一段讚譽劉伯承的話。他說：

　　「我們劉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戰場生活、軍隊生活，俄文、中文、戰鬥經驗像他這樣是很少的，很紅、很專，但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傷，為革命、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寶貝，應該很好地維護他的健康，負責國家大事。」

　　正當反對教條主義之風，已經「起於青萍之末」，即將「盛怒於土囊之口」的時候，作為劉伯承的老戰友，從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以來，就一直與劉伯承一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並肩戰鬥；全國解放以後，又一直與劉伯承一起，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共同工作的葉劍英，在大庭廣眾之中，講的這番充滿革命激情的話，顯然是意味深長的，是發人深思的。對這段話軍事學院兩千多名教職員工報以最熱烈的掌聲。

　　而這時的劉伯承，已經交卸了原職，辭去了新職，仍舊苦於病殘而繼續在外地治療。幾個月來，他先在上海，接著又到太湖、黃山，最後到廣州、海南島等地。

　　1958年春，黨中央在南寧、成都，連續召開了工作會議，繼續大批所謂「反冒進」。結果，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

　　5月5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作出的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時國內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5月25日，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增選林彪為黨的副主席。

　　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央軍委於5月27日至7月22日，召開了有高級幹部1000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把反對軍隊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的運動推向了高潮。

　　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從會議一開始就煽陰風、點鬼火、含沙射影、暗箭傷人，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他胡說什麼：「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林彪所指責的這些問題，事實上哪個單位也不存在。他這樣說完全是別有用心，是不點名地攻擊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和葉劍英。

　　1988年4月解放軍出版社公開出版的《元帥教育家劉伯承》一書中記述了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聽取彙報和召集有關人員座談時講的很多話：

　　「在談到軍隊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的時候，毛主席說：『現在有四種說法：一種是說沒有，一種是說有，一種是說很多，一種是說相當多。說沒有教條主義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談到學校工作時，他批評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

　　「在談到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問題時，他又批評說：『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如果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

　　毛主席還講了一些評論劉伯承的有分量的話。

　　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等，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

　　北京在開會，批判、鬥爭在升溫……

　　多病的劉伯承還蒙在鼓裡，還在受疾病的折磨……

　　沒說的，請回來！於是出現了本書開頭的那令人難忘的一幕。

　　劉伯承胸懷坦蕩，顧全大局，處處以党的利益為重，以國防事業為重，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受委屈而毫無怨言。在所謂對教條主義傾向的批判中，劉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仍能嚴格自責，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他的夫人汪榮華在回憶劉伯承這段歷史遭遇時寫道：「到1957年春天，我見你實在太累了，好說歹說，才勸你到上海去檢查身體，順便休息一下。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們剛剛離開南京，便突然開始了對所謂軍事教條主義的批判，而矛頭所指正是你。這之後不久，你又被叫到北京來。離開南京的頭一天夜裡，你想得很多，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到火車上，你又是一夜沒合眼，左眼球更紅了。就是在眼壓高達73的情況下，你忍著劇烈的頭痛，由別人攙扶著上臺做了檢查。你在討袁護國的戰爭中，失去了右眼，憑著一隻左眼，參與組織南昌起義，參加指揮中央根據地反『圍剿』的戰鬥，走過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殲滅大量敵人，沒想到在這次反『軍事教條主義』的運動中，你的左眼又受到極大損傷——得了青光眼，逐漸減退了視力。多麼不幸啊！

　　「此後，有人還想給你加上『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總代表』的帽子，不過沒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來，你的心裡是不平靜的，常常一個人沉思默想。是啊，這樣的冤屈，對一般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堅強地承受住了。從來不發一句牢騷，不說一句怨言。越是這樣，我越著急。當我想勸慰你時，你反而對我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嘛，我劉伯承是個什麼樣的人，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後來，鄧小平對1958年反對所謂教條主義的歷史事件作出了正確結論，指出：「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與此同時，徐向前元帥也指出：「建國以後，辦了許多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正規化吃了虧，一個是反『教條主義』吃了虧。」

　　到50年代後期，劉伯承已經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他那飽受戰爭磨難和工作勞累的身體，也越來越不行了。腦病使他經常頭痛不已，頭昏目眩，目疾引致眼壓增高，眼球似要奪眶而出；握筆的手時常發抖，難以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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