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33)

一三三

　　1957年夏，中央軍委決定在北京組建高等軍事學院，調劉伯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這一期間，劉伯承的健康狀況一直不佳。是年8月間，他從北戴河療養院寫信給毛澤東和彭德懷，說明因健康原因呈請免任新職。根據劉伯承的身體狀況，黨中央同意了他的請求。後改由葉劍英擔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一職。

　　正在此時黨內和軍內錯誤地開展了反對所謂「教條主義」的運動。這場軒然大波，使劉伯承的翻譯工作和軍事教育工作被迫中止，也使我國的軍事翻譯事業和軍隊教育事業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失。

　　看來，劉伯承的「童話」並不是多餘的話，後來事態的發展，至今讓人不寒而慄。

　　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寫出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提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6月，黨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五篇文章，「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總政治部也發了貫徹黨中央指示的補充通知。

　　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開始的。

　　早在這一年的5月，劉伯承在軍事學院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上，在全面總結學院工作的同時，就提出了反對右傾保守主義，防止教條主義的問題。

　　8月，劉伯承赴京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又從北京三次寫信給學院黨委，明確地表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

　　在信中，劉伯承還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在檢討時必須發揚民主，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哪些是對的，就繼續發揚；否定那些有錯誤和缺點的，就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鬥爭。……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於反對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態度是明朗的，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勇於承擔責任的。

　　從9月10日開始，軍事學院黨委學習五個文件，進行思想整頓。10月上旬，劉伯承在出席黨的八大會議之後，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院黨委常委擴大會，總結檢查全院工作，並召開戰役系學員座談會，聽取對學院工作的意見。

　　當時，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制度，感到太緊張，太嚴格，有人甚至在考場上尿褲子。當初，劉伯承堅持制定這兩項制度，出發點是對學員嚴格要求，讓學員學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慮，學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在30歲左右，應該讓他們多學點東西，這於國防事業，于他們個人成材都有好處。

　　後來，在執行過程中，由於學員們一再提出意見，劉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調查，不斷加以改進。例如，在上午四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這次，根據學員們的意見，對這兩項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動，把「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八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繫實際能力的內容。還對教材內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類似這些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一經發現，也是能夠很快糾正的。關鍵是要有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院黨委和劉伯承的領導下，軍事學院學習五個文件的初期，糾正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正是堅持了這種態度，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可是，到了1957年春，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1957年2月下旬，國防部派人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3月初，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寫了專題報告，指出：軍事學院「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還指出：「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這樣，就把軍事學院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已經改正過來，或正在改正的缺點錯誤，上綱上線為院黨委和院的主要領導人指導思想上的教條主義路線錯誤。這個報告，打亂了軍事學院正常的教學秩序：根據國防部的指示，院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各部、系均成立中心組，全體學員停課一周，學習貫徹報告精神，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同時，這個報告也為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發動全軍範圍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定了基調，作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

　　1957年的上半年，劉伯承仍然在上海治療。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作了這樣的描述：「感覺殘者身體就像一部長久用損的汽車。小修未好又經近幾年過份使用之後，遂成一部難好易翻的破車。近來寒潮時降，左腦後部與兩太陽穴處常作脹痛，眼複流淚水至頭部昏眩。我的辦法：昏則家臥，清則外遊，但淋漓天候竟不許耳。」

　　儘管身體狀況如此，劉伯承仍然多次寫信給軍事學院黨委，給陳伯鈞、鐘期光等人，對學院各項工作提出改進意見。

　　7月3日，劉伯承曾傾注了無數心血的戰役系52名學員畢業了。他們經過三年的正規訓練，在文化知識、政治理論水平及軍事指揮藝術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為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棟樑之材。

　　戰役系學員畢業後，軍事學院開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但由於健康狀況，劉伯承于8月6日寫信給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任高等軍事學院的領導職務。信中寫道：

　　「原來就是殘衰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患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復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時常參加教材編審工作，不能更多參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層的民主生活、紀律生活和實習工作也逐漸減少以至於無。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是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教育這麼更重要的新職，並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癒，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這個請求，後經中央軍委照準。

　　9月13日，軍事學院召開大會，歡送劉伯承離任，歡迎新任院長廖漢生到職。

　　幾千名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懷著難以形容的心情，傾聽鐘期光致詞。劉伯承由於在外地治療，未能出席大會。但是，鐘期光仍然滿懷深情，講起了劉伯承創建軍事學院的功績。他動情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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