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24)

一二四

　　當時，有的同志認為，既然軍事顧問堅持這個觀點，我們不妨學一學再說。劉伯承卻毫不含糊地說：「這個問題關係到我軍訓練的方向，關係到未來戰爭的勝負。這不單是個學術問題，而是關係我軍建設向何處發展的原則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可以跟著人家的屁股跑，否則，是要犯歷史性的錯誤的。專家的工作由我來做。」

　　當然，劉伯承不是採取簡單的辦法輕易地否定對方的意見，而是用事實說服蘇聯顧問。他翻閱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戰役、戰鬥，選擇了20多個戰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加以分析，反復地、認真地同羅哈裡斯基切磋、研討。特別是重點講述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照搬外國經驗，打「堂堂之陣」，同強敵拼消耗，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的戰例。在劉伯承的大量的有力的論證下，羅哈裡斯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意見脫離實際，表示放棄自己的觀點。在最後結束爭論時，他特地備了兩瓶名酒，對劉伯承表示說：「劉院長的觀點是正確的。你我雖然都是在我們伏龍芝軍事學院裡學習過，但是我不如你，我只學習了它的原理，而你卻把學習到的原理變成了中國自己的東西。這次爭論我是失敗了，但這是光榮的『失敗』。從中，我認識到一種精神，那就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話『實事求是』。」劉伯承也舉起酒杯，謙虛地說：「學術研究的生命就在於理論聯繫實際。蘇聯有蘇聯的實際，中國有中國的實際，離開實際的東西，再好，也只是『空中樓閣』，這個虧我們不能再吃了。」最後，戰役想定作業按照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擬定。通過這次爭論，廣大教員、譯員和學員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劉伯承認為，軍事翻譯決不是兩國文字的表層「粘合」，而要進行深層的發掘，嫁接兩國文化的「基因」。他根據軍事翻譯工作處於學術「前沿」的地位和特點，給軍事翻譯工作提出了「要發掘軍事科學本質」的任務。軍事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科學，有其自身的體系、規律和特點。在語言方面，也有其獨特的軍事用語。劉伯承同志認為，軍事翻譯人員首先要懂軍事。要懂軍事，必須先鑽研軍事。只有深入，才能淺出。他在一次談話中，專門論述了軍事翻譯人員學習、瞭解軍事，掌握軍事翻譯規律的重要性，指出：「我覺得總的問題是要提倡互相合作。

　　「譬如我們學校，是三大部分組成的，老幹部、舊軍人、知識分子。我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要把馬列主義斯大林軍事科學學好，就需要互相合作。

　　「對老幹部，我說：『把經驗提高到理論』；

　　「對知識分子，我說：『你切合實際一點』；

　　「對舊軍官，我說：『丟掉你的舊一套』。

　　「老幹部有經驗，而文化科學修養不夠。知識分子俄文學得快，而缺乏軍事知識。舊軍官只有丟掉國民黨軍隊的一套舊經驗，才能學習無產階級的軍事科學道理。這種情況，如果大家不互相合作互相學習，就不好。」

　　「對於我們學校的教材，我提出了八個字：內容正確，文字清通。這首先要懂得軍事，懂得文字意義，彼此說話都能明確瞭解，不要發生誤會事，有一個翻譯；把敵人與我軍都譯顛倒了。或者把他不懂的刪去不譯，甚至把積極的行動誤譯為消極的行動。另外還有鬧了一些笑話的，如把『混成旅』譯成『雜種旅』之類。『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軍事也不例外，有的日常用語不科學，如『恢復疲勞』，『疲勞』為什麼要『恢復』呢？應該是『恢復體力』才正確。」

　　在談到軍事翻譯人員應懂得軍事的要求時，劉伯承借引了毛澤東的教導和蘇聯作家高爾基的事例，指出：「我們很多翻譯對於政治、文藝都翻得很好，只是翻不好軍事，因為他不懂軍事。

　　「一個作家要寫戰爭，首先要懂軍事，要懂戰爭生活。不懂，就寫不好，高爾基如果沒有社會的基層生活，就寫不出那麼多好作品。毛主席早已指出過：首先要當群眾的學生，然後才能當群眾的先生。

　　「不瞭解群眾生活，你就寫不好；瞭解之後，必須加工，不然也寫不好；不瞭解群眾生活，就會鬧笑話。

　　「要『懂』，必須鑽進去，要懂軍事，也必須鑽進去，如像你們懂文藝，就是由於曾經鑽進去了，所以才能表達出來。不深入，就不能淺出，只有深入，才能淺出。」

　　劉伯承還結合當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黨所面臨的艱巨任務，論述了政治與業務的辯證關係，頗有遠見地提出軍事翻譯工作在新時期的要求。他說：「業務的『萬金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要在總的政治任務之下專門鑽研業務的時代，以前，業務的『萬金油』隨處可用，但什麼病也治不好，現在我們必須學專業。學政治是共同的，任何人都要學，不學政治，工作就要犯錯誤，但如果不鑽研業務，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務，不精通業務，政治則變成了空的，業務鑽研不深則政治認識也不會高明。

　　「有極少數翻譯不太好，從字面上隨便翻譯並不瞭解學術內容。有時甚至張冠李戴。無以名之，我叫它『氊帽翻譯』。山西農民有一種氈做的帽子，裡外都一樣，翻過去能戴，翻過來也能戴，特別是扯它不爛。我們的學術工作不能像這種帽子一樣。應該精通兩國文字，尤其是精通軍事科學，才能做好軍事翻譯。」

　　劉伯承的這些思想，對我國軍事翻譯理論建設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導作用。為了使翻譯人員增長軍事知識，劉伯承指示有關部門把翻譯人員編入在職幹部軍訓班學習軍事，或輪流去步校集訓，或到各系（班）旁聽軍事課。並且組織大家參加軍兵種見習，參觀各種軍事演習。經過多年的努力，軍事翻譯人員的軍事素質終於有了明顯的提高。

　　重視譯文質量，重視譯員的外文水平和中文修養，提出並完善軍事譯文質量標準，正確評價軍事翻譯的美學價值，是劉伯承對軍事翻譯理論建設的又一貢獻。他曾經幽默地指出：軍事翻譯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翻譯工作好比兩國文字結婚，要生出漂亮的「混血兒」，不能生出「醜八怪」來。在衡量譯文的質量標準上，他很讚賞近代翻譯家嚴複提出的「信」、「達」、「雅」三個字。並且，根據軍事翻譯的特點，作出新的解釋。

　　他認為，「信」——就是要求譯文的內容跟原文一致，在結構上、風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點，做到真實可信。他常常說：許多軍事譯文是要指導作戰的，它的準確性要求更高。俗語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如果譯文中錯一字，就會使讀者（大多數是各級軍事指揮員）產生誤解，到戰場上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達」——就是要求文字通達，突出重點，要把原文的要旨轉達給讀者，不能輕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搔癢，使人撲朔迷離。

　　「雅」——就是要綜合兩國文字的表達特點，講究辭章語法，要像行雲流水，不枯屈輦牙，不文白夾雜。

　　為了提高翻譯人員的外文水平，劉伯承指示南京軍事學院的有關部門，採取各種有效的措施，通過各種途徑，為大家創造學習和深造的條件。如訂閱外文書刊，聘請高水平的外語教授講學，開辦俄語譯員訓練班，讓蘇聯軍事顧問和翻譯為大家補習俄語，或是派員到院外進修第二外語。他自己身體力行，借助留聲機，並請教蘇聯顧問，猛攻俄文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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