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23)

一二三

　　1951年7月1日，劉伯承在軍事學院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專門以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為主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引導教員、譯員把目光放在中國軍隊所面臨的實際上。他指出：侵朝美軍不但有制空權與制海權，而且其陸軍的裝備也佔優勢，目前中朝軍隊的裝備與這一敵人比較起來，則是劣勢。然而在5個戰役中，敵人都被打敗了。這是因為中朝方面是正義的戰爭，因而它能夠軍民一致奮鬥，軍人能以自我犧牲的勇氣作戰，而其統帥則能在現實的條件之下發揮其主觀的能動性以取得勝利。可以想像，如果它們已成為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則困難必少，代價必小，而勝利的日期也必早。因而志願軍體會到必須適應新的情況，在軍事上大大提高一步，這即是要求我們在原有的軍事基礎上加速完成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的建設工作，尤應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軍事思想，克服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我們不要作《前線》劇中的「戈爾洛夫」；同時也不要丟掉自己戰爭史上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同志諄諄告誡我們，理論要與實際結合，教導我們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自己的經驗科學地總結起來，作為以後行動的指導。同樣的，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當作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可把它當作教條。我們必須把這一指示的精神用到軍事科學的學習中來。也就是要求我們，在學習先進的軍事科學時，必須結合我軍原有的經驗，更要結合朝鮮戰場的經驗，而且還要預見到將來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夠顯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的無限的生動的威力。

　　在研究朝鮮的軍事地理特點和我軍後勤指揮和供應問題時，劉伯承講到：「朝鮮是一個半島，地形狹長，島上河川很多，在敵人掌握著制空權與制海權的情況之下，鐵路、公路不能暢通，物資的前送、後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隊戰鬥必需品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就發生了困難。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指戰員的政治覺悟是高的，作戰是英勇的，他們站在全世界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的最前線，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在殘酷鬥爭之中取得了不斷的勝利。但由於供應的困難，卻使他們受到了不可想像的艱苦。曾有一個戰士在某次肉搏戰中刺刀戳到美國兵的胸膛上，但因為吃不飽沒有力量而戳不進去。他們是這樣的，我們應如何關懷他們，學習他們，研究他們的情況以支援他們呢？我們軍事學院要做的事，就是研究他們的鬥爭情況，以改進和充實自己的學習。這裡就要求我們大力學習後勤工作。具體地說，就是努力學習飛行隊與防空兵器如何使用、如何組織，前送、後送工作如何實施，道路如何構築，倉庫如何設置，等等。

　　由於現代戰爭中軍隊眾多，技術兵器複雜，需要兵器物資的大量消耗，因而後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現得最明顯的。今後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後勤課。」

　　劉伯承還專門談到軍事學院在教學和科研中如何學習現代技術與戰術結合，如何組織與指揮諸兵種協同動作等問題。他指出：「我們學員的戰鬥經驗是很豐富的，但是對於現代化的某些新的技術兵種，則缺乏應有的知識。毛主席給軍事學院的題詞是：『努力學習，保衛國防』，並且為我們聘來了許多軍事科學專家，就是要我們學習以上問題的，我就是帶頭學習的人。我們必須專心學習，而且一定要學好。」「學習現代技術與戰術的結合，學習組織和指揮諸兵種合成軍隊的協同作戰，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負責學會。我們不但要負責學習，而且還要負責指揮打仗；不但能負責直接指揮打仗，而且還能負責作參謀工作；不但要負責指揮軍隊，而且還要負責訓練軍隊；不但要負責前方，而且還要負責後方；不但要負『殺敵三千』之責，而且還要負『自損八百』之責；不但要負勝利之責，而且還要負未達到目的而暫時受挫之責。總而言之，我們要勇於負責並且負責到底。」

　　劉伯承特別要求學院在學術研究工作上進一步研究朝鮮戰爭中各方面的經驗教訓，要求各教授會將有關的經驗加以仔細研究和科學分析，融化於上課、作業之中，有些情況還應做出模型陳列於專修室內。此後，軍事學院又派出了三批規模較大的赴朝見習團，讓廣大學員到朝鮮前線，重上戰地，實地考察這場現代化戰爭的規模、樣式和特點。當見習團陸續返回國內以後，劉伯承又組織他們編寫了《朝鮮戰地見習報告》和《朝鮮作戰經驗彙集》。當參戰的志願軍學員歸國後，他又指導他們編寫了《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戰例彙集》，並及時把這些反映當代戰爭的特點的材料充實到軍事教學和軍事科研中去。

　　當時，學院的教材以及教學方法，主要來自蘇聯。在50年代初期，全黨、全國、全軍從上到下都學習蘇聯，大批蘇聯顧問（原來劉伯承建議叫「專家」，後來的文件仍叫「顧問」，各單位據此統一稱呼）來到中國，軍事學院就有一個較大的顧問團。當然，大多數顧問工作是比較好的，對軍事學院的建設是出了力的。但在顧問中，也有人主張照搬蘇聯的一套。在這樣的情況下，劉伯承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借鑒蘇聯經驗也必須以我為主，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原則。為此，還多次與蘇聯顧問發生爭論。

　　在一次制定戰役想定作業時，蘇聯軍事總顧問羅哈裡斯基按照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提出「在一個大的戰役中，應先打集中強大之敵，然後再打分散的弱敵」。他認為，這樣的打法可使強敵失勢，其他弱敵便會望而生畏，不戰自退。

　　劉伯承根據我軍的作戰經驗，主張先打弱敵，並解釋說：「你這套想法符合蘇軍的情況，並被衛國戰爭的一些戰役所證明，不無道理。但必須注意我們中國的國情和我國軍隊的實際情況，我軍現在的裝備還比較差，國力也不雄厚，只能採用先打弱敵的辦法，才能克敵致勝，所以，我軍的打法依然是『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欺』，然後再打強的。」羅哈裡斯基想不通，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劉伯承耐心地解釋說：「現在我們都不要過早地下結論，讓我們各自拿出充分的證據來回答吧。」後來，軍事顧問又提出一種新的解釋方法，他找到劉伯承說。「中國軍隊已經不是過去的遊擊隊了，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和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未來作戰的樣式會有本質的變化。」劉伯承指出：「中國軍隊固然已經不是過去的遊擊隊了，也有了一定的武器裝備，但這些條件絕不能構成未來作戰樣式變化的條件。我軍建設的水平是和我國經濟建設基礎相聯繫的。離開我國國情，只看由社會主義國家支援的一些武器裝備，就隨便改變我軍的作戰樣式，是極其有害的。」羅哈裡斯基雖然講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仍堅持戰役教學中要貫徹先集中打強大之敵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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