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22)

一二二

　　在翻譯介紹蘇聯經驗的同時，劉伯承極為重視發掘我軍自己的經驗。照他的話說，叫做「水已漲，船要高」。就是說，借鑒外軍經驗與發掘自身的經驗，是一個「水漲船高」的辯證關係。只有在借鑒中發掘，在發掘中借鑒，才能使理論與實際結合緊密，不斷提高我軍的軍事素養和作戰水平。他在1951年1月下旬華東軍區高幹會議上指出：「毛主席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對於軍事思想，都有偉大的天才創造，如在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人民解放戰爭中的十大軍事原則。毛主席的這些創造，是最典型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是我黨最寶貴的財產之一。中國革命戰爭轉變的每一階段，都由毛主席預先給我們作好了安排和打算，當遊擊戰向運動戰發展時，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農村轉到城市，由遊擊戰爭轉到世界型的正規戰，甚至毛主席教我們學習《前線》與《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準備，現在正式給我們提出了要建設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的任務。……我們軍隊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轉變，現在又要向正規化現代化的方向來轉變了。中國人民革命已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們革命軍人也就負起了新的使命——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我們擔負了這個任務，就不能不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上來考慮，不能不在建軍傳統與軍事思想上來考慮。」

　　在論述建軍傳統的時候，劉伯承指出：「我們的步兵是歷史最久有著優越傳統的，我們的步兵在世界上應列為頭等，它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導下，在革命奮鬥史中，表現了政治質量的優秀、訓練教育的成功，而且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各時期證明了步兵的偉績，『小米加步槍』戰勝了敵人。我們其他各兵種，也都是從步兵發展而成，因而步兵的優良傳統，也發展成了其他兵種的傳統。」「我們要建設各種新兵種，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礎，一定要向步兵學習。我們今後軍事建設的方向，就是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就是將我們現有的世界上第一等步兵加上正規化與現代化的訓練與裝備，那就是如虎添翼。我們有著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有著這樣優越的建軍傳統，又有現代化的兵器，又有蘇聯先進的軍事科學作先導以資學習，這都是使我們軍隊順利轉變的極有利的條件。」

　　為著繼承和發揚我軍傳統，使「拿來」的外國軍事經驗能在我軍傳統的基礎上緊密結合，並逐步提高，向前發展，劉伯承提出發動全體學員，聯繫本軍區、本部隊的戰爭經歷，總結和編寫戰例的活動。在具體安排上，將學員按軍區或野戰軍為單位進行組合，成立戰例編寫小組，由戰史教授會和學術研究室進行組織和指導，採用個人寫作和集體討論研究的方式，著重編寫解放戰爭時期的戰例。經過5個多月的努力，100多名學員共寫出了82德戰例彙編稿，其中包括遼沈、平津、淮海大戰中的一些著名戰役、戰鬥，還有太原戰役、湘瀘戰役、蘭州戰役、粵桂邊追擊戰鬥和海南島登陸戰鬥等一系列戰役、戰鬥。這些戰例反映了我軍作戰的光榮歷程，反映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力量和智慧，體現了現代中國軍隊協同作戰的基本狀況。

　　當這些戰例彙集起來以後，劉伯承細心地審讀了每一篇稿件，並高興地說：「我們要從原有基礎上學習現代軍事科學，學習諸兵種協同作戰，就必須珍惜我們過去流血的經驗與創造，發揮戰例的積極作用，把它用到訓練中去。」他指示訓練部趕快彙編成冊，鉛印出版，發給全院同志學習。並當即揮筆寫下了「戰例彙集劉伯承題」八個字，作為封面。《戰例彙集》一共出版了四集，書中總結了解放戰爭時期我軍作戰經驗，這樣就進一步充實了教學內容，也促進了軍事翻譯工作的不斷進步。

　　在借鑒和介紹外國軍事經驗時，劉伯承以一個戰略家的目光，始終將目標對準我國當前戰爭的「熱點」，著重研究當前敵國的作戰特點和規律。他強調指出：「我們研究軍事科學更重要的方法是有的放矢，就是準備抵抗和打敗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的侵略。」他要求負責訓練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依據馬列主義的軍事科學、斯大林軍事學說，依據毛澤東的建軍傳統、軍事思想，以及我軍百戰百勝的豐富經驗，針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精細研究敵人，研究戰勝敵人的有效方法，特別是要研究志願軍在朝鮮作戰所獲得的經驗，並且要不斷講求生動的教學方法，來完成我們所擔負的訓練任務。」

　　朝鮮戰爭一開始，劉伯承就十分關注，當我志願軍入朝參戰以後，劉伯承根據軍委指示，首先選調40多名學員到朝鮮指揮作戰，直接觀察和接觸美軍，隨後又調去70余名學員，如楊得志、秦基偉等著名將領，都是從軍事學院出發開赴朝鮮前線的。

　　劉伯承指示訓練部門，收集和整理美軍作戰特點和規律的材料，介紹我軍同美國軍隊作戰的新鮮經驗，印發各教研室和學員參考，聯繫實際改進教學。同時，邀請志願軍代表到學院作報告，介紹入朝作戰的新鮮經驗。他還囑咐從軍事學院入朝的志願軍將領與學院建立通信聯繫，隨時通報在朝鮮作戰的經驗和教訓，將前方來信選登在院刊《軍學生活》報上，向全院教職工廣為宣傳，以促進教學研究和軍事翻譯工作。1952年3月19日《軍學生活》報曾刊登這樣的編者按：

　　「志願軍某兵團楊得志司令員從朝鮮戰場上給劉院長來信，報告在朝作戰經驗。經劉院長批示，將信中有關戰術部分，整理出來，作為全院教學人員研究在朝作戰經驗的材料。材料中，首先告訴我們朝鮮戰場敵我攻防的戰鬥形式逐漸在發展變化。即原來在戰役間隙時期，敵我中間保持一個真空地帶，現在是變為敵我面面相對恃的情況了。由於這一基本情況的出現，所以敵人在進攻上表現兵力火力特別集中，企圖求得一點突破，以擴張戰果；在防禦上敵人一方面加強陣地工事，同時還大大加強其前沿的火器，企圖以堅強的工事與濃密火力相結合的力量來阻止我軍的突破，以確保它的陣地。在我軍自己，處在新的情況下，關於防禦陣地的選擇，工程保障的設施，兵力與火力的組織以及反衝鋒的動作等，均取得了新的戰鬥經驗，在進攻中對交通壕的構築與利用，步炮聯合指揮所的組織，火炮的抵近射擊，進攻開始時間的選擇，以及縱深戰鬥中肅清敵人地堡的方法等都是最近取得的寶貴經驗，所有這些經驗結合我們學院目前所學的戰術來說，是有極大參考價值的。如果過去我們有人認為所學與朝鮮戰場不符合的話，現在也應該得到解決。全體學員、教員應該接受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努力加強研究，爭取學習的勝利。」

　　通過一系列措施，劉伯承把軍事學院的教學同現代戰爭實際緊密聯繫起來，使紫金山下的校園同朝鮮半島的廣闊戰場緊密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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