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21)

一二一

　　當時的青年翻譯王樹森曾回憶說：1951年開學後，劉帥為我們做了幾次報告，說明只有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才會有鑽研業務的革命動力，才能在學術上不斷進步，有所深造，並指出大家應該「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他在一次報告中，提出做軍事翻譯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不但要外文好，還要中文好，並懂得較多的軍事知識，「三套本事，缺一不可」。劉帥自己精通俄文，儘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時間鑽研外文，長期養成早晨朗讀外語的習慣。在他的感召下，同志們自覺地苦練基本功，每天起床後都到校園裡朗讀外語，漸漸形成了一種早讀制度。

　　經過幾年的學習和翻譯，年輕譯員們的業務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經考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成績都很好。劉伯承看到新生力量的茁壯成長，心中十分高興，稱讚大家各方面有了「大大的進步」，肯定大家發揚了「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刻苦學習精神，同時進一步要求大家戒驕戒躁，多瞭解自己譯文的缺點，並根據各自的情況和弱點，有所側重地抓緊學習。

　　經過劉伯承的精心培養和譯員們的共同努力，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第一支軍事翻譯隊伍迅速成長，並逐步形成具有中國軍事特色的翻譯風格。老翻譯人員党必剛，在回顧這段經歷時，曾感慨萬千，給筆者寄來他的一首感懷詩，詩中寫道：

　　飲罷蜀水到鐘山，
　　閑騷風雅日文瞻。
　　開茅韜略誨不倦，
　　啟蒙箴言響耳邊。
　　嘔心瀝血為育才，
　　鞠躬盡瘁不歇肩。
　　而今桃李滿天下，
　　偉績長存天地間。

　　【36.劉伯承的辦學公式：楊得志＋羅哈裡斯＋麥克阿瑟－「戈爾洛夫」＝Ｘ？】

　　當南京軍事學院的一些老教員、老學員介紹上述公式時，筆者驚奇地發現，這個公式裡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當然，在描述之前，應該稍加注釋。

　　楊得志，1928年參加紅軍，歷任班長、E張、連長、團長、旅長、師長、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是著名的戰將，入學時為華北軍區第十九兵團司令員。入學後不久，即赴朝作戰，先後任十九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

　　羅哈裡斯基，即H·A·韋廖夫金—拉哈爾斯基，蘇軍中將。1941年8月至1944年6月，任蘇軍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在軍事學術上有較深造詣。時為蘇軍總顧問，率20多位蘇軍顧問駐南京軍事學院。

　　麥克阿瑟，1903年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39歲時任西點軍校校長，典型的「西點式」軍人。歷任駐菲律賓美軍兵團司令、總司令。1941年任遠東軍總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盟國駐日本佔領軍總司令。1950年侵朝戰爭爆發後。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戈爾洛夫」，我國在40年代翻譯的一個蘇聯劇本《前線》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盲目自大，保守落後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這個話劇，在觀眾中有較大影響。這個公式的具體內容是這樣的：

　　楊得志——在這裡代表「我」情。因為楊得志是由軍事學院調往朝鮮前線的，是將學院教學與戰爭實際聯繫起來的橋樑。以我為主，就是從我軍實際出發，為我軍建設服務。

　　羅哈裡斯基——在這裡代表「友」情。吸取蘇軍的成功經驗，為我所用，作為軍事教學的參考。

　　麥克阿瑟——在這裡代表「敵」情。即將朝鮮半島的敵情與軍事學院的課堂教學緊密聯繫，運用最新軍事信息輔助教學，有針對性地研究美軍裝備、編制、指揮、作戰等問題。

　　「戈爾洛夫」——在這裡代表保守、落後、機械，也可以說是教條主義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贅述。

　　當時，辦軍事學院，由於「我」情、「友」情、「敵」情等方面的因素，我軍的軍事教育，除堅持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和我軍傳統的教材外，大多數要借用蘇聯紅軍的教材、教程，這是歷史之使然。如此一來，軍事的翻譯與介紹就成了學院教學的一個「自來水龍頭」。劉伯承認為軍事翻譯工作處於介紹蘇聯軍事學術的「前沿」地位，是學術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沒有翻譯，便沒有借鑒，沒有借鑒，便難以發展現代中國的軍事學術。

　　任何工作都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劉伯承強調軍事科學要服從政治科學，明確要求軍事翻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同中國軍隊建設的實際緊密結合，和諧地統一起來。他認為：「我們研究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亦即斯大林軍事學說、毛澤東軍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運用到人民解放事業中去。」軍事翻譯的任務，就是要溝通中外軍事科學之間的內在聯繫，融合中外文化的「基因」。因此，一定要以正確的革命理論作指導，堅持為軍事教學服務，為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服務。

　　為此，劉伯承提出了研究軍事學術和搞好軍事翻譯應該遵循的工作方向是：

　　一、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思想方法去學習斯大林的軍事科學，並從條令著手，有步驟地使學員學會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

　　二、以毛澤東歷來的幾個時期的著作，去幫助學員搜集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經驗總結；

　　三、研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以及美軍的作戰方法，用以教育學員。

　　上述三條是當時整個軍事學院研究軍事學術的方針，同時也是軍事翻譯工作的方針。劉伯承在大力組織翻譯和介紹蘇聯紅軍各軍兵種的戰鬥條令時，首先讓譯員、教員和學員領會這些條令產生的背景和條件，讓大家從中體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思想的基本精神，體會蘇聯紅軍戰勝法西斯德國的作戰經驗。劉伯承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不僅是說明世界的科學，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學，因為它的作風的特點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必須發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結合的作風，才能夠達到學習的目的。」「軍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與實戰相結合的理論，它是直接地、明顯地受著戰爭勝負、流血多少的檢驗的。《孫子兵法》第一句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從這裡也可以看到軍事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重要。」「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的軍事思想。」

　　為了幫助大家加深領會無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各種條令的基本內容，瞭解現代作戰的武器裝備和諸軍兵種之間的協同作戰，學院有計劃地組織譯員、教員、學員到海軍基地，空軍基地和其他技術兵種參觀見學，瞭解各種艦艇、飛機、坦克的作戰性能和特點。大家反映說：「我軍過去的傳統多是單一兵種作戰，只算是『陸林』好漢。現代作戰需要陸海空三軍協同，各兵種互相配合。劉院長把外國的情況介紹過來，聯繫實際進行消化，聯繫我軍的實際裝備進行未來作戰構想，的確是看得遠，抓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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