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19)

一一九

　　劉伯承還親自找到一些有成見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講歷史和現實的情況，和他們交換意見。劉伯承語重心長地指出：「這些教員現在是我們請來的『先生』，是幫助我們學習現代軍事知識的。至於『舊軍官』的帽子，那是他們的過去。如今，他們已改變了立場，為我軍服務，是我們的教員，他們介紹的是現代軍事科學，是現代軍人不可缺少的學問。我們切不可擺『勝利之師』的架子，要老老實實學習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分子，要團結合作，協助他們搞好教學。」

　　與此同時，劉伯承又對舊軍人出身的教員和老翻譯人員做工作，一方面從政治上嚴格要求，教育他們真正轉變立場，端正思想，明確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目標。對一些思想壓力較大，工作縮手縮腳的教員，劉伯承經常找他們談心、開座談會，熱情地開導說：「過去走錯了路也不要緊，改過來就行了。在課堂裡要拋棄雜念，可以講講國民黨軍隊打敗仗的教訓，也可以講講解放軍受挫的例子，通過你們的對比來講，可以更為生動、深刻。你們諸位如今都是人民軍隊的教員，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不要背過去的那個小『包袱』。」劉伯承還坦城地說：「要說舊軍人，我也是舊軍人出身。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舊軍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事業出力。只有這樣，才算真正有出路，有建樹。」

　　在少數舊軍官出身的人身上，也有些殘餘的舊觀念和對軍事學術的模糊認識。如有的說：「國民黨打敗仗，只是敗在學術上，如果有真正的軍事家，就不至於輸得那麼慘。」還有的認為：「國民黨不是沒有軍事理論家，而是老蔣不聽『忠言』，帶兵者也多是庸碌之輩，酒囊飯袋。」

　　聽到這些議論之後，劉伯承不是簡單地給予批評，而是把教員、譯員召集起來，組織大家座談、討論，讓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最後，他聯繫中國軍事界兩位著名人物：蔣百里、楊傑的經歷，闡述政治立場與軍事理論研究之間的辯證關係。劉伯承說：「我們研究軍事科學，必須有一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目標，如無政治目標，則是無的放矢。蔣百里大家說他是中國的軍事學家，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任清政府禁衛軍管帶，北洋政府軍官學校校長，北洋總統府參議，孫傳芳部隊總參議，吳佩孚部隊總參謀，國民黨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著有《國防論》、《日本人》等書。他也曾煞費苦心地去研究過軍事，然而由於他是中國士大夫階級，主要依附於沒落的封建階級反革命派，反對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敗仗。他幫助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打仗，被革命所擊敗了；後來他又依附蔣介石，至死也無所作為。

　　楊傑將軍早年在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參加同盟會。1916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護國之役。曾任護國軍支隊長，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第1集團軍參謀長，國民黨陸軍大學校長，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著有《軍事和國防》。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反內戰的愛國活動。1949年被邀為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未及參加會議，在香港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大家也說他是一個軍事學家，但他在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時候做不出什麼事來。蔣介石曾多次集訓他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兩位軍事學家，不能說他們學而無成，而只能說是由於他們研究軍事為反革命服務而無一成。我們今天來研究軍事科學，目標顯明，就是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為解放被壓迫的人民服務的。希望在座同志，首先確定為解放人民事業服務的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也就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把智力、毅力用之于人民解放事業。」

　　這批老翻譯人員沒有辜負党的希望，他們認真學習黨的政策，重視思想改造，逐步轉變原來的思想感情。在業務上；他們不辭勞苦，夜以繼日，與有關軍事人員通力合作，在短短幾個月裡，就編譯出數百種軍事教材，還用俄、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國語言，摘編出大量軍事參考資料，有力地保證了軍事教學的需要。

　　1951年1月間，在軍事學院正式開學典禮上，劉伯承宣佈了軍事學院的任務，「就是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訓練熟習與指揮現代化各技術兵種，組織與指揮協同動作，熟習參謀勤務與通信聯絡，以準備與美帝國主義侵略集團作戰的指揮人員。這些指揮人員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忠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事業、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與新英雄主義的精神，認識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的任何侵略陰謀，明確這一鬥爭方向，保衛祖國，保衛東亞，保衛世界和平。」

　　在軍事翻譯和軍事教育的指導思想上，劉伯承是十分明確的，他鮮明地指出：學校的訓練工作，「一定要依據馬列主義的軍事科學、斯大林軍事學說，依據毛澤東的建軍傳統、軍事思想，以及我軍百戰百勝的豐富經驗，針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精細研究敵人，研究戰勝敵人的有效方法，特別是研究志願軍在朝鮮作戰所獲得的經驗，並且要不斷講求生動的教學方法，來完成我們所擔負的訓練任務。」

　　鑒於當時我軍的軍事教材大多是參考蘇軍教材編寫而成的，所以，翻譯工作佔有較為突出的地位，它是學院訓練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學術研究工作的重要繼成部分。

　　劉伯承強調指出：軍事翻譯同軍事教育工作一樣，必須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南，正確認識和處理翻譯與教材、翻譯與教學、翻譯人員與軍事顧問的關係。這是端正翻譯工作方向，明確軍事翻譯要求的重要環節。後來，劉伯承在《把我們的教授法和學習法提高一步》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一般說來，我們學員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做軍事工作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顧問同志有著豐富的斯大林軍事科學知識，而許多教員多年從事學習具有介紹軍事科學的能力，這是很好的客觀條件。但是如何把這三個方面的訓練工作聯貫一氣，協同互助，即如何教得好，學得好，關鍵就在於怎樣確實交付與怎樣確實接收的問題。教員在軍事科學上除了從少數書本上接收外，主要還是向顧問同志當面學習。這裡首先關聯著翻譯工作，就是要翻譯能準確介紹學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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