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18)

一一八

　　這些現象引起了劉伯承的高度重視。

　　鼓不敲不響，燈不撥不明。在全院教、學員大會上，劉伯承十分嚴肅地說：

　　一在我們學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舊軍官的教員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訴大家，我也是舊軍官出身，也當過四川軍閥嘛2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軍閥半生革命。毛主席說過，革命不分早晚，不計先後，站到革命隊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這些『舊軍官教員』是經毛主席、周總理批准，由我把他們請來的。他們當中，有的已經轉變了原來的立場，有的正在轉變。他們積極為我們傳授軍事科學和文化知識，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就要尊重他們，協助他們搞好教學。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奮鬥。」

　　像一塊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水，這些感人肺腑的話語給學員很大震動，在「舊軍官教員」的心中更是蕩起了一層層的漣漪。他們撫今追昔、感慨萬端，心裡很不平靜。既敬佩劉伯承嚴于律己、寬厚待人、胸無丘壑、光明磊落的名將風度；同時，也從劉伯承這些赤誠相見、團結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看到了自己參加革命隊伍後的光明前途。

　　這次講話之後，劉伯承深入到學員與教員中間，首先教育學員正確對待「舊軍官教員」，正確認識「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問題。

　　劉伯承反復給大家講述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性，並多次回顧自己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蘇聯學習時的情景。他說：「古時候，趙武靈王還知道以敵為師咧！在蘇聯，也曾有過利用白俄軍官的政策，這一政策是列寧的主張，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在中央根據地，我們活捉了國良党52師師長陳時驥，經過教育工作後，讓他到紅校當教員。二、六軍團在長征的時候，也請國民黨的俘虜師長張振漢講過課。葉劍英同志領導的華北軍大，同樣錄用過大批舊軍人和舊知識分子當教員。我一貫主張，對原國民黨軍隊中有軍事專長的專家，要為我所用，用其專長。此事可謂前有範例，後有來者，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目前，只有利用老的翻譯人才，老的軍事教官才能編譯出我們急需的教材，才能瞭解世界軍事發展的趨勢。從前蘇聯的情況，有些和我們是一樣的。我去蘇聯學習時，教員中就有沙俄軍隊的舊軍官。那時，斯大林同志就強調要向他們學習。今天，我們也要接受他們的教學。他們在党的領導下，發揮其特長來教我們，對於我們建軍有啥子不好嘛！從現象上看，是『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我們改造『舊軍官教員』，『舊軍官教員』接受我們的改造，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作貢獻。」

　　對個別驕傲自大、調皮搗蛋的學員，劉伯承也毫不客氣地給予批評，他說：「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堅決去做。說服說服，心悅誠服；如若不服，那就阿彌陀佛了，就要繩之以紀律。今後，誰要再頂撞教員，在課堂上給教員難堪，就開誰的黨小組會，執行黨的紀律。我們都是共產黨員嘛，要有長江、黃河那樣寬廣的胸懷和度量，不要長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細肚腸子。總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而容不得別人。」

　　另一方面，則教育「舊軍官教員」克服舊思想，改變舊觀念，把立足點轉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邊。這種教育是從學術思想的改造入手，以學術思想的改造為突破口進行的。

　　劉伯承提出要端正教風，在課業講授中「提倡扼要踏實，反對鋪張浮誇」，要求他們按照教材內容，根據試教情況，原原本本地進行講授。他形象而詼諧地告訴這些「舊軍官教員」，不准「偷工減料、偷稅漏稅，一刀殺死楊六郎，使楊家將沒有戲唱」；也不要「故弄玄虛、畫蛇添足，把本來兩小時的課程硬拉長到四個小時去講。楊六郎在該死的時候也得讓他死掉，不要怕楊家將沒有戲唱。」總之，一定要把軍事學術確確實實地交付給學員。

　　以後，劉伯承又組織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拋棄頭腦裡美、英、德、日等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他專門給「舊軍官教員」和翻譯室的譯員作了一次《思想意識的改造與軍事科學的深造》的長篇講話，強調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軍事科學上深造；要為人民服務，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坐在共同綱領上面。只有如此，才能服務得好。這個講話，給「舊軍官教員」教育很深，使他們認識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義，堅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

　　在軍事學院創建初期，」舊軍官教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編寫與翻譯了大量教材，承擔了技術兵種和文化教學中90％以上的授課任務，參與組織實施了許多次規模較大的實兵演習與現地作業，為軍事學院的訓練工作貢獻了力量。

　　當時，最緊迫、最困難的問題是翻譯和編寫軍事教材的問題。因為我軍長期處於戰爭環境，在軍事教材方面準備不足，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先進國家認真總結戰爭經驗，大力發展新式武器，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水平均已跨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的教材必須適應這新的要求、新的水平。要想大踏步地促進我國的國防建設，必須吸取世界上先進的軍事科學和軍事理論來為我所用。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蘇聯軍隊，伸出了友誼之手，派出了一批軍事顧問到人民解放軍有關領導機關和軍隊院校工作。當時，中央軍委決定選二十多名蘇聯軍事顧問到學院各個教學部門，帶隊的總顧問叫羅哈裡斯基。對於顧問的到來，劉伯承是歡迎的，同時也是十分持重的。

　　為著有效地借鑒蘇聯紅軍的戰爭經驗，編寫出適合我軍需要的軍事教材，必須先有大批懂得俄文的軍事翻譯人才。為此，劉伯承提出專門設立翻譯室和開辦俄文訓練班，建議開辦「俄文訓練班，由中央軍委俄文編譯局負責選調五十名相當大學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礎的人員再予提高，並授以軍事知識，以解決軍事翻譯及俄文教員問題。」

　　與此同時，劉伯承還決定選調一些老的軍事翻譯人員，從事翻譯和編寫教材的工作。其中，也包括部分原國民黨軍隊中的舊人員。劉伯承說：「學院的攤子鋪開了，就如戲院開張，要有好戲給人家看，一要有好劇本，二要有好演員。」為此，他專門委託有關人員到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訪賢」、「招賢」，並提出選拔譯員和教員的三條標準：要有扎實的學術（外文）基礎，一般經過專門軍校訓練；有深入學習軍事科學的興趣；更要有為革命軍隊服務的思想和決心。

　　劉伯承還親自寫信給一些學有專長的知名人士，介紹我黨我軍的用人政策，誠心誠意聘請他們出來任教和做翻譯工作，鼓勵他們將功補過，為新中國的國防建設出力。翻譯人員党必剛，早年在蘇聯學習軍事，俄文基礎很好，歸國後曾在上海當過「地下譯員」，為黨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後來，他走了一段彎路，自己悔恨不已。劉伯承寬以為懷，摒棄前嫌，堅持調他來南京，讓他擔任軍事學院翻譯室主任。

　　這位老譯員到南京後，劉伯承連夜在北極閣住所召見他，親切而又鄭重地指出：「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形勢十分緊急。現在，訓練幹部的任務更為迫切。眼下，學院剛剛開辦，軍事教材和軍事教員非常缺乏。蘇聯軍事顧問應聘前來，俄文教材需要翻成中文。現在各地的學員已經到齊，馬上就要開課，各類教材亟須邊寫、邊譯、邊印、邊用。任務很大啊！」

　　稍停一會兒，劉伯承又風趣地說：「這好比做菜，我們是熱鍋現炒，現炒現賣，當場出貨。你來了，要放手工作，不要辜負了人民的信任。」這位老譯員聽後，非常激動，當即表示一定要聽黨的話，努力工作，為軍事學院的建設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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