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04)

一〇四

　　「《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這本小冊子，極嘉許從兩個方向施行向心的鉗形突擊，而列之為突破防禦地帶最有利的樣式。但欲使這種鉗形突擊獲得成功，必須預有準備：首先就是主要突擊方向的選定，其次就是擔任突破的主力的組成，這二者如能及時準備妥當，即可以發展連續挺進的攻勢而收得破竹之效率。我們經常提倡『只打有把握有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無準備的仗』，其意在此。」

　　根據40年代末期，我軍武器裝備及其作戰方式的新變化，劉伯承指出：「現代戰鬥的權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掩護步兵突擊獲得成功。我們在突破縱深陣地的戰鬥中，必須在每一階段完成每一任務時儘量造成火力的優勢。各種炮兵有組織的而互相聯繫的射擊，與飛雷發揚最高密度的一齊發射作用極大。無論炮兵如何發揚強烈的火力，都要適應步兵的要求，而善於結合步兵戰鬥隊形內的伴隨炮兵精確的射擊，才能獲得重大的效果。我們一看《蘇軍加強的步兵團對陣地防禦的突破》小冊子上載的炮火組織要圖，即可以窺見炮火組織工作的一斑。

　　在築城地帶，尤其是街市中施行衝鋒的突擊集群，其兵力約一連，內有火力組，由重機關槍，小炮編成的，用來掩護射擊者；也有爆炸組，由一兩個班編成的（爆炸組內再分小組，每小組以二三人編成之），用來直接排除障礙；也有突擊組，由一個排編成的，用來施行衝鋒者；也有支援組，由一排至四個班編成的，用來支援衝鋒者。此外還有小型的突擊集群，即僅以步槍手分編為爆炸組、作業組和突擊組三者而結合為一個突擊集群。這樣若干的小型突擊集群，應作梯次配備以便於在相關的炮兵、機關槍火力掩護與飛雷爆炸之下輪番突擊。」

　　在編譯《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一書的同時。劉伯承還翻譯了《蘇軍加強的步兵團對陣地防禦的突破》。供部隊訓練參考。此外，還親自擬寫了《渡江作戰之研究》、《敵前渡河戰術指導》、《渡江戰術注意事項》、《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基本命令》等，作為教材和指示印發部隊。劉伯承很有預見性地指出：「敵人主要是扼守長江。只要我軍渡江成功，無論敵人如何處置，戰局的發展都將發生于我有利的變化，並有可能演變成敵人全部混亂的局面。故渡江戰鬥乃為京、滬、杭戰役重大關鍵。我野戰軍當前江防之敵（劉汝明）較弱，又為蔣桂兩系的結合部，而我軍態勢則處於蔣匪的側背，成為有利的渡江突擊方向。」此時，他已胸有成竹，決心當渡江戰役打響，即以三個兵團並列于貴池至馬檔間寬約200華里的正面，同時選定安慶東西地段為重點實施突破。劉伯承的這一系列軍事見解和周密的作戰部署，描繪了一幅渡江戰役勝利的藍圖。

　　在突破國民黨長江防線之後，潰退的國民黨軍隊又企圖在皖浙山區頑抗，以遲滯我軍行動，掩護其主力在浙贛線上構成新的防線。對國民黨的這一舉動，劉伯承早有預見，他和鄧小平即按中央新的部署，改變原作戰方向，率領第二野戰軍勇猛穿插於貴溪、上饒、徽州，直指浙贛路進貢一義烏一線，以達到隔斷蔣、桂兩系軍隊的聯繫和迂回蔣軍側背的目的。二野指戰員以英勇頑強、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精神，連克麗水、青田、左田、南平等重要城鎮，直逼閩江、贛江，為配合三野和四野進軍創造了有利條件；到1949年春末夏初，二野在整個渡江戰役中，共殲滅國民黨軍10余萬人，解放了安慶、金華、上饒等80多座城市，以及皖南、浙西、閩北、贛東北等廣大地區。

　　此時此刻，劉伯承是中國人民的第一任南京市市長兼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同時又擔負著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的重擔。

　　南京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首都，蔣介石集團曾在這裡盤踞了22年之久。當國民黨的達官貴人紛紛逃往臺灣、香港後，這裡成了國民黨潛伏特務、黑社會分子的巢穴。南京市政局混亂，經濟蕭條，市民生活非常困難。面對這樣一座「京城」，任務的艱巨性是可以想見的。劉伯承既要為金陵城的工業生產，數百萬人民的生活和社會治安操心費力，又要制定解放大軍繼續南下的作戰方略。每天，他依然戴著那副老花鏡伏案工作。有變化的只是往日的油燈變成電燈，手中的「金不換」變成了「美齡專用」的「湖州小楷」。因為「第一夫人」已溜到臺灣去了，來不及帶走的文房四寶就成了劉伯承的戰利品。

　　戰爭不斷取得勝利，對軍事理論的研究劉伯承也沒有懈怠。這一天，劉伯承又將幾份譯稿的校字工作交給作戰處參謀戴定霖。

　　劉伯承鄭重地對戴參謀說：「國民黨的長江防線雖然崩潰了，但蔣介石及其死硬分子，還會高築深壘，死守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下一階段，部隊還要打許多大仗、苦仗、惡仗。要逐一攻克各城，突破各防禦地帶，任務是相當艱巨的。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兩本小冊子所體現的軍事思想及其戰役戰術觀點，尤其是『對築城地帶的突破』，『對陣地防禦的突破』等章節，對我軍今後進行城市攻堅作戰是有借鑒作用的。所以，我想把它儘快印出來，發到部隊。」

　　稍停一會兒，劉伯承又指著稿了語重心長地說：「這些稿子是在戰爭間隙裡插空子翻譯的，有的內容是直譯，有的篇章是意譯。由於我的事情較多，只能斷斷續續地趕，拖了一段時間，可能有些地方不夠仔細，譯得不準確。請你幫忙把關。你是做參謀工作的，應該知道：軍事文章，一定要做到用語準確，概念清楚，千萬馬虎不得。否則，是要誤人子弟，甚至要死人的啊。」劉伯承又叮囑說：「請你把譯稿拿回去看一看，仔細校訂一下。有什麼問題，你提出意見，我們再研究……」

　　回到機關，戴定霖開始校訂譯文。擺在他面前的厚厚一摞稿紙，每一頁上都是整齊、清秀的蠅頭小楷。用紅筆、藍筆改動的痕跡隨處可見。劉伯承嚴謹治學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戴參謀。他決心盡最大的努力，將編譯稿校訂好，以便早日問世。

　　江南的初春，景致十分迷人。然而，身負重任的戴參謀卻無暇外出。一連二十多天，他晝夜加班，終於將譯稿校訂完畢。

　　1949年5月上旬，劉伯承接過這部校訂好的稿子以後，又坐到辦公桌前，聚精會神地再次審閱校讀。凡是他認為滿意的地方，當即表示：「好！就這樣，不必再動了。」凡是他感到有疑問的地方，就向戴參謀問明情由，然後親筆改正。

　　在全部審改完畢之後，劉伯承滿臉喜色地站起來說：「好啦，我看可以了，拿去複印罷。」

　　戴參謀收拾好文稿，劉伯承又認真地說：「這兩本小冊子是在渡江之前譯出來的。那時也寫過前言，從尊重歷史起見，我的意見還是用4月1日這個時間落款。正文可以先送印，待我抽個時間再補個序言罷。」

　　隨後，劉伯承又叮嚀了一次：「複印之前你再過過目，有什麼意見，儘快告訴我。」

　　戴參謀將譯稿帶回，又徵求了其他幾位同志的意見，隨即再次到劉伯承處彙報，並建議在兩篇譯文之後，把標誌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實施合圍鉗形攻勢的三個要圖附上；把晉冀魯豫野戰軍敵前渡河戰術指導、中原野戰軍的一個工作指示和第二野戰軍的渡江戰術指示，一併附在後面。劉伯承聽後，欣然表示同意。

　　在編譯稿複印前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劉伯承先後寫了幾封親筆信，對各篇文章、資料、要圖的編排順序，各部分標題、正文所用字體、字號，書的印數以及發行的辦法等等，一一作了具體、明確的指示。

　　1949年6月23日，劉伯承致函戴定霖，函稱：

　　「那本小冊子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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