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91)

九一

　　照劉伯承的看法，蘇軍的圍攻區分為戰役的和戰術的兩種：戰役的圍攻，是由組織戰役的聯合軍司令部所組成的機動，其目的在割斷敵人大軍的後方及它與鄰敵之間的聯絡，而後合圍殲敵。戰役圍攻不過是造成便於殲滅敵人的條件而已，所以必須將戰役圍攻轉變為戰術圍攻，對敵人實行割裂，使它成為幾塊而各個殲滅之。在對敵人大軍進行戰役的圍攻時，必須進行戰役的割裂，以便於戰術的圍攻。由此可見，戰役的圍攻必須轉變為戰術的圍攻；而戰術圍攻必須完全肅清所圍之敵，才能達到圍攻最終的目的。

　　劉伯承指出：「由此看來，殲滅所圍敵人的戰鬥指揮，主要是把敵人兵力逐步割裂為各個集群，而壓縮之於狹小地域，以炮火發射有組織的交叉火力支援步兵衝鋒殲滅之。自然，在現代的戰鬥和戰役的條件之下，如欲殲滅所圍之敵，必須以空軍的突擊配合地面軍隊的行動。」這一段話，劉伯承稱之為「圍殲敵人的戰鬥指揮要旨」。

　　那麼，圍攻的機動適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實施呢？劉伯承認為，圍攻的機動可以實施於任何情況之下。即，既可以實施於突破敵人綿理的防禦陣地之後，也可以實施於戰役的進行過程之中。

　　同時，劉伯承認為，圍攻的機動要利用以下最有利的條件：

　　「第一，進攻者處在包圍的態勢。如果進攻者的正面處在包圍敵人的態勢，則便於合圍施行向心會合的鉗形突擊；

　　「第二，敵人處於難於機動的地區。在敵人的後方或某一翼側有巨大的天然障礙（江湖、沼澤、森林、斷崖之類）之時，則我軍可以從一方或幾方突擊，壓迫該敵向此類障礙地區退卻即行合圍；

　　「第三，敵人據守一地。敵人固守某一要點，甚至在合圍威脅之下也不打算退走，當然這是容易合圍的；

　　「第四，快速兵團挺進追擊攔住敵人退路。如敵人被擊潰實行退卻，而進攻者還有強有力的快速兵團，則即使用之實施挺進的平行追擊，超過敵人，攔住退路，構成合圍。縱使該敵還有預備隊，然而由於他的正面已被擊潰，也不能組織抵抗。」

　　劉伯承還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綜合分析了蘇軍在衛國戰爭中一些未能合圍成功的教訓，找出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由於圍攻兵力少。快速部隊也弱，空軍也小，不能合圍，所以不能封鎖敵人。二是沒有從各方面向縱深同時施行突擊，而只是在創造戰役圍攻的條件之下，曾突擊了敵人，並未從其他地段同時進攻，這就便利敵人在其未被進攻的地段抽出兵力和使用預備隊進行突圍的機動。三是在敵人可能突圍的方向沒有派兵控制要點，以致敵人逃走。其實此種要點在合圍之初，就要派兵控制起來以保障合圍的成功，一待後續部隊到達時，就此發動進攻，把戰役推向前進。四是只限於合圍敵人而不割裂殲滅。對被圍之敵，既未加以割裂成塊，更未實行各個殲滅，給敵人造成了突圍的可能。」

　　為此，劉伯承十分重視集團軍與方面軍在圍攻機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蘇聯衛國戰爭歷史證明：當對敵人正面進行圍攻機動之時，通常是以一般的聯合軍進行的。如果單靠集團軍獨立地行動，在戰術和戰役上不同友鄰軍隊、快速兵團、飛行隊等取得密切的協同動作，是不能合圍敵人大軍的、因為現代化戰役的規模大，各技術兵種組成複雜，除步兵外，還有坦克的、機械化的、摩托化的各軍、兵種等，這樣就決定了戰爭自始至終都是機動戰爭，其戰役必然發展為大規模、高速度、遠縱深。以殲滅的戰役和戰術的樣式實施之。

　　所以，「方面軍應成為戰役的聯合軍，而適於實施進攻大敵的戰役。進攻戰役的組成通常是先由一般兵團突破敵人正面，而以快速兵團插進此突破口挺入縱深；爾後一般兵團一面向縱深繼續突擊，另一面則分向突破口兩翼卷擊以擴大突破口。由此可見，一般集團軍、快速兵團（坦克的、機械化的）和飛行隊等在進攻戰役（主要方向的）中，只能成為組成戰役聯合軍的各個因素，而方面軍才能成為整個戰役的聯合軍。現代的方面軍是能以自己的力量圍攻敵人戰役的集團的、然而欲圍殲敵人戰略的集團，則又不能不由諸方面軍共同進行之。例如，斯大林格勒戰役使用了三個方面軍，亞石、棲生涅夫戰役使用了兩個方面軍，白俄羅斯戰役使用了三個方面軍，布達佩斯戰役使用了兩個方面軍之類。這些戰役所獲的成果，確是遠超出了戰役勝利的範圍，而成為戰略的勝利了。」

　　最後，劉伯承運用無產階級軍事理論的基本觀點，對蘇軍的合圍鉗形攻勢，作了如下簡潔的表述：

　　「其一，先進的軍事理論和現實條件一致。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唯有蘇軍戰鬥的活動，根據了最先進的、吻合于現代兵器之可能性的軍事理論，才能經常完成圍攻大敵的機動。圍攻正是造成殲滅敵人生動力量及其技術兵器的極好條件。蘇軍在如此堅決的戰役樣式中而能達成如此巨大的規模、技巧及其戰果，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了最多最好的現代化軍隊），而且在過去戰史上也找不出一個能如此圍攻大敵的例子。

　　「其二，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進行圍攻戰役。蘇軍戰鬥經驗的啟示，不但戰役的樣式而且戰役的內容都證明了在任何情況中，就是說在進攻、追擊和反攻中，都可以圍攻大敵。

　　「其三，圍攻一定成為典型的機動。蘇軍戰鬥動作的經驗、完全駁倒了不正確的論點，即所謂『圍攻戰役的機動，乃屬不常有之事』。事實證明：以善於運用現代兵器性能的軍隊，且在現代戰爭的條件（機動的性質、殲敵的目的）之下，應將圍攻戰役的機動作為典型的機動。

　　「現代的戰爭對於技術兵器給了大力的推動，新式武器出世了，其中許多武器都表現出其發展的前途。第二次現代的戰爭對於技術兵器給了大力的推動，大戰的經驗和技術兵器發展的趨勢。曾預示：將來的戰爭仍然帶著機動的性質，而以全殲敵人的目的施行之。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圍攻的機動無論在戰術上或戰役上都必然會普遍運用的。如果蘇軍單在1944年一年之內就實行了十多個圍攻戰役，殲滅敵人達一百六十個師之多，那末，這樣的圍攻戰役在兵器不斷發展且可以普遍進行圍攻機動的將來，其規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劉伯承的軍事譯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使我軍在緊張，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得以借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外軍經驗，這不僅對人民解放軍完成對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最後決戰有直接幫助，而且對發展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理論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實踐中，劉伯承創造性地應用了合圍鉗形攻勢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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