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79)

七九

　　「今年5月，孫殿英遵守了重點防禦的訓令，以萬人堅守湯陰城，就在我們殲滅了第二快速縱隊等援兵以後而繼被殲滅的。7月，敵人在我剛渡黃河之後，欲以第五十五師堅守耶城，以一三五旅堅守定陶城，吸我屯兵城下而以主力第三十二師、第七十師、第六十六師等結成重點攻勢柑擊我之側背，不期他們的主力竟在錯覺與不意而失去主動權之中，都在我之攻城和野戰中，先後被各個殲滅而所剩無幾了。

　　「以上是說敵我最近一般的情況，以後或將有新的變化，不管他怎樣變化，只要我們不驕不躁，兢兢業業（重複說），隨時盡一切偵察研究以及相關行動之力，注視在他的翼側、接合部、突出部、後方，特別在其移動中、撤退中、不備中，備而不充分中，都可以尋求與創造他的弱點。如果我們本乎『不打則罷，一打必殲』的原則，而善於運用優勢兵力作大踏步的進退，捕捉弱點，突然出現，攻其不備，殲滅一點再及其餘，實現各個擊破，就可以使其重點進攻和重點防禦或其他花樣皆歸無用。我之爭取主動、保持主動，皆須如此。只有靈活的機動，才能攻敵不備，捕捉戰機。如果只憑直覺，機械地硬從正面鬥牛，必遭無代價的消耗。」

　　隨後，劉伯承結合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解，就機動的時機，突擊點的選擇，以及部隊的機動戰術等作了詳盡的論述，他指出：

　　「我們根據了偵察研究的客觀情況定下決心，擬定戰鬥計劃。這計劃的內容及其科學預見性，在毛澤東軍事學說與《合同戰術》上都提到了的。這尤為各部隊各兵種協同動作所必須。不過，戰爭情況的欠確實性（敵人嚴守秘密、佯動、偽裝為尤然）與流動性，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可能與新的情況有不符合者，這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判斷行事，靈活執行其計劃。但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甚至在敵情未判定之前，我們首先集結兵力於適當地點。可以適應這樣或那樣的敵情，也可以分也可以合，而便於機動，爾後則在敵情判定之後，再進行確切的某一機動，這樣的機動在能殲敵人時則打，不能殲敵時則不打，只打有把握有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無準備的仗，這樣行動是自由的，即在打時也應保持必要的有餘不盡的機動的兵力，以確切擴張戰果和保障勝利。『到處都要，到處無得』，這是已經證明了的事。當然，在決戰時而吝嗇兵力，放棄勝利，那是應該拒絕的。」

　　劉伯承根據譯文中的重點和我軍戰略戰術變化發展的情況，再三強調指出：「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其奧妙是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退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交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略和戰役指揮也是如此。」

　　在闡述機動的靈活性時，劉伯承概括指明：「《合同戰術》論機動必須有靈活性而善於適應情況，交互運用進攻、退卻、防禦各種戰鬥樣式，在論戰鬥隊形時，突擊隊、鉗制隊這些名稱之所以不要在命令中寫出來者，也就是要適應情況。特別是在實際戰鬥過程中要向勝利方向發展擴張戰果，而發展又必須與鞏固相配合，絲毫不受主觀主義成見的限制。這也是使主觀指導與客觀實在的情況融洽一致。」

　　根據現代戰爭的特點，劉伯承特別提醒各級指揮員，應注意各部隊、各兵種間的協同動作與通信聯絡。他強調指出：

　　「我們只在熟悉敵我兩方部隊的性能，尤其是各兵種的性能，組織協同動作，才能有把握地對敵人打勝仗。特別是我們各部隊各兵種，假使他們在決定主要的與次要的方向之後，而不協同動作，各打各的，時間、地點都不協調，那只是有利於敵軍便於他各個擊破我軍，我軍將遭到不應有的損害，甚至遭到失敗。拿火器來說，射擊必求準確，能打倒敵人就打，不能打倒敵人就不打。炮兵在近距離就不及步槍的準確，各種火器必須根據其性能作有組織的、有重點的、有觀察的、有電話通訊的、適合任務的射擊，以與步兵的突擊協同動作，才能完成某一戰鬥任務。特別是以炮兵射擊、工兵爆破去直接支援步兵突擊的密切協同動作非常重要。各種火器無目標不準確不協同的各幹各的亂打，特別是夜間，既沒有必要的也沒有可靠的射擊設備，也無法觀察的徒浪費彈藥的盲目射擊，象擂鼓一樣的音樂，是必須拒絕的。」

　　最後，劉伯承再次以通俗的比喻，強調協同作戰的重要。他強調指出：「我認為《合同戰術》（上部）是極其精粹的作品者，就在於它能給我們有戰鬥經驗的幹部，瞭解各兵種的性能（特別是炮兵）而組織戰鬥，以便各部隊協同動作，尤其是對美械裝備之敵人組織勝利的殲滅戰鬥更為必要。譬之農民對各種農具、耕作物、氣候與土壤等，也只有他熟悉其性能才能組織有收成的農事一般。」

　　「我們奪自敵人的裝備日益強化，善於有效地使用之並善於組織各部隊各兵種協同動作，已成為上級幹部當前的嚴重的任務。組織各部隊各兵種協同動作，必須熟悉他們的性能，分配以明確的任務，定出合同行動的計劃，強化其相互間的通信聯絡，以便他們彼此之間不斷地通報戰鬥進程與敵情變化。

　　由此可知，通信聯絡在指揮各部隊協同動作上，特別是在適應變化的情況的協同動作上，極為重要。我們的通信工具，如無線電信、有線電信、遞傳哨、手旗通信、燈號通信、足踏車、乘馬、徒步等通信以及其他，應如何根據戰鬥任務，按照他們固有的性能而組織之，這已成為指揮員必須不斷強化的工作。沒有通信聯絡，就談不上戰鬥指揮，談不上協同動作，更談不上戰鬥勝利，反而要遭到應有的損害。每個指揮員必須有此警覺的認識。」

　　讀完這些過於軍事專業化的文字，人們興許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劉伯承作為一個方面軍的統帥，軍務、戰事不可謂不忙。劉伯承年過半百，眇之一只，年事不可謂不高，生活不可謂不艱。那末，他為什麼要抱住《台同戰術》（上部）一校再校，一補（譯）再補（譯），一寫（序言）再寫（前言）呢？

　　世界戰爭發展證明，軍隊的協同作戰問題，已成為現代戰爭中克敵制勝的決定性條件之一。劉伯承早已認識到：在現代戰爭中，只有各軍、兵種聯合努力，搞好協同，才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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