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77)

七七

　　1947年新春，迎來了中國革命的新高潮。自全國內戰爆發半年多以來，我人民解放軍已在幾個戰場上開始奪得主動權，蔣介石軍隊則逐漸走向被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根據這一形勢，明確指出：目前中國正處在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同時，要求我軍：「為著徹底粉碎蔣軍的進攻，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再殲滅蔣軍四十至五十個旅，這是決定一切的關鍵。」為著適應未來戰爭中合同作戰的需要，中央提出：「今後軍事建設方面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加強炮兵和工兵的建設。」

　　飛速旋轉的戰爭車輪，相應地給軍事翻譯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一年開始之際，劉伯承出人意料地開始對5年前的一部校譯稿——《合同戰術》（上部）重新進行校譯。

　　戰爭如此頻繁、緊張、劇烈，一位55歲的老人，僅有一隻發花的左眼，渾身的傷痛，為什麼要把5年前已出版過的書重新校譯一遍呢？

　　劉伯承是一位治學十分嚴謹的學者，他認為翻譯是十分嚴肅的事業，尤其是軍事譯文，要求更加嚴格、嚴謹、嚴密。在1942年反「掃蕩」戰爭中校譯《合同戰術》（上部）時，他發現譯稿有不少地方存在問題，如一些軍事術語譯得不准，有的段落表述不清，文法上還不精當等等。當時，他曾對某些部分反復推敲，有些章節重新翻譯。然而，由於反「掃蕩」的環境惡劣，且工程量較大，時間緊迫，只得匆匆付印，以應前線急需。但是，在他腦子裡一直牢牢記著這筆帳，要重新校譯《合同戰術》（上部）。

　　重校工作開始之時，恰是巨（野）金（鄉）魚（台）戰役展開之際。當時新華社記者曾發表評論說：巨（野）金（鄉）魚（台）戰役中，我軍曾在「一天之內殲滅蔣軍9000餘人，為時間最短之最新紀錄，證明劉伯承將軍所部對運動戰之運用，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巨（野）金（鄉）魚（台）戰役之後，劉鄧野戰軍又分為南北兩個集團，沿隴海線橫掃敵人，所向披靡。在豫皖邊戰役中，又殲敵16000餘人，迅速收復了隴海路南北和冀魯豫漳河以北的廣大地區。緊接著，劉鄧野戰軍又馬不停蹄揮師豫北，再次殲滅敵王仲廉集團，使平漢、道清鐵路完全癱瘓，並以霹靂般的手段斬斷蔣軍東西兩個戰場的聯絡，使蔣介石軍隊的全面進攻遭到嚴重打擊。

　　到1947年夏季，全國解放戰爭已進行了整整一個年頭。在這一年的血肉搏鬥中，人民解放軍和廣大民兵先後殲滅國民黨正規軍97個半旅，連同非正規軍共110余萬人，人民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同時，人們也看到，國民黨軍雖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無論在數量上或者裝備上它都還占著優勢。蔣介石還在繼續獲得美帝國主義大量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還有廣大的統治區可供國民黨搜刮以支持其軍事進攻。尤其是敵人對我解放區的重點進攻還在繼續進行：蔣軍集中了31個旅共20萬人壓在陝北戰場上；集中56個旅共40萬人壓在山東戰場上。東北戰場上的敵人雖已被迫採取「全面防禦」，但也還保持著相當大的兵力。解放區的重要城市延安、臨沂和張家口等還淪陷在敵人手中。當時，從表面上看，可說是烏雲依然彌漫天空，局勢依然嚴重。

　　毛澤東透過層層迷霧，高瞻遠矚，科學地分析了革命形勢，明確指出戰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而且把戰略進攻的矛頭指向大別山地區。這一任務，又落到了劉伯承、鄧小平肩上。

　　大別山，雄峙于國民黨首都南京與長江中游重鎮武漢之間的鄂、豫、皖三省交界處，是敵人戰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區。這裡曾經是一塊老革命根據地，有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廣大群眾，遊擊隊多年來一直堅持鬥爭，容易立足生根。如果佔據大別山地區，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徹底地打亂蔣介石的戰略部署。

　　從1947年6月30日開始，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一、二、三、六縱隊，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從山東壽張張秋鎮一鄄城臨淄集之間150多公里的正面上，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黃河防線，向大別山挺進。

　　7月正日至28日，劉鄧野戰軍在鄆城、定陶、巨野、羊山集等地進行了魯西南戰役，先後殲滅國民黨軍4個整編師部9個半旅，共56000餘人。從而迫使蔣介石從陝西、山東、豫北調動28個半旅向魯西南增援。接著，劉伯承和鄧小平又以十一縱在魯西南鉗制敵人，第一、二、三、六縱於8月7日起繼續南下，跨過隴海路，越過黃泛區，通過渦河、沙河、穎河、洪河，強渡汝河、淮河，粉碎了敵人的追擊和堵截，于8月底勝利到達大別山，並相繼解放了湖北、河南、安徽邊境的廣大地區。10月初，晉冀魯豫野戰軍猛力推進到長江北岸，直插入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心腹地區南京、武漢之間。我軍這一戰略行動，恰似一把利劍捅進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心臟，它同東北、華北、西北、華東等戰略區的反攻和進攻相配合，形成了對國民黨軍的全國規模的巨大攻勢。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扭轉了整個戰爭形勢，為奪取全國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當人民解放軍的腳步邁進大別山的時候，劉伯承也完成了重新校譯《合同戰術》（上部）的工作，並在1947年8月1日印發部隊。

　　劉伯承在《重校（合同戰術）譯文上部的前言》中記述道：「這本《合同戰術》，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作品，但在現在敵我雙方的情況中，尤其是在我們現實的裝備編制上，仍是我們所需要的參考書。它在譯文初版時，是處於日寇空前絕後的大掃蕩中，太匆忙了，所以文義字句，都有許多不妥甚至錯誤之處，這應由我校正者負責。我這次把它重校一遍，付之再版，以供營級以上幹部的自修。同志們如能從實際需要出發來讀此書，將於實戰中獲得若干幫助。」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劉伯承重新校譯此書是為著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為著正規建軍與正規作戰的需要。他指出：「我軍從抗日反攻以迄現在愛國自衛戰爭，由於敵人是現代化的軍隊不斷失敗，也由於我們奪自敵手的裝備不斷增多，軍隊的素質不斷加強，而正規建軍與正規作戰，不能不成為新的要求了。例如，在每次戰鬥後，我們都要檢討到戰鬥隊形，火力組織，移動防禦，工事構築，戰鬥指揮，尤其是各部隊各兵種協同動作等。其中自然有我們自己的創作，然而也有許多問題，都已在一般軍事理論上解答了的。這次之所以重校蘇聯《合同戰術》（上部）其意就在於幫助上級幹部解答上述之某些問題，但絕不能解答其所欲解答的諸問題，尤其是不能解答此時此地對敵作戰許多新的不斷變化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要我們在實戰中去研究解答的。」

　　當時，為適應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和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在軍隊幹部中普遍開展軍事科學的學習，已成為急迫任務。特別是人民解放軍由劣勢逐步轉為優勢後，有相當一部分指揮員的軍事學術水平還不能跟上戰爭發展的要求。所以，劉伯承在重新介紹這部譯作時，特別闡述了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以及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正確途徑。他寫道：「我們勉作毛澤東式的軍人，在政治責任與任務需要上，必須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必須研究敵我兩方，必須把學習與使用之間，主觀與客觀之間，好好地融洽起來。我們不但有壓倒一切敵人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以期成為智勇雙全的指揮員，不作亂撞亂碰的魯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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