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76)

七六

　　實踐證明，根據中國革命戰爭實際正確地借鑒外國軍事經驗，對人民解放軍作戰思想和作戰方式的轉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劉伯承同志指出：「我們是中國人民軍隊的戰士，一貫都是以奪自敵人的、不足的武器和帝國主義與買辦封建主義相結合的現代裝備（的軍隊）作自衛戰爭。這就是『知己知彼』的出發點。為利於戰爭，我們在現代戰術進程之中，必須知道各兵種的性能及其協同動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種弱點當中，尋求所以防禦的辦法。在繳獲了敵人現代武器之時，即可以迅速使用它們的辦法，這就是我之所以急於將此書出版以貢獻于我們幹部的一點薄意。」

　　劉伯承一貫主張，借鑒是為了更好地創造。在介紹《合同戰術》（下部）時，他的著重點是引導廣大指揮員學習和理解中國的馬列主義軍事科學，即毛澤東軍事思想。他從戰略指導的高度，對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理論的說明。並且，運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經歷，現身說法地指明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是「遵之則勝，反之則敗」的革命法寶。劉伯承同志的這些論述，對闡發和豐富毛澤東軍事思想，對指導革命戰爭勝利，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他在《譯版序言》中寫道：「我們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的政治學說、軍事學說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就其軍事學說言之，在土地革命時期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有《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在現在愛國自衛戰爭時期又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些學說，在各時期遵之則勝，反之則敗。我們人民軍隊之所以歷來戰勝敵人者於此。一般人稱其軍事學說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裝戰勝其現代裝備之強大敵人的軍事學說亦於此。」

　　在介紹譯文的同時，劉伯承科學地提出了「正本」與「清流」的辯證關係，他認為我軍幹部在研究軍事時，首先必須研究毛澤東軍事著作，才足以「正其本」，同時又必須根據這些著作及其在實際運用中所發展的戰例，來讀現代戰術譯著，才可以「清其流」，否則即使不流於教條主義，也將流為經驗主義。

　　劉伯承同志舉例說，「《合同戰術》在論戰鬥隊形的機動時，列其種類為迂回、包圍、突破及對抗它們的動作。但是，毛澤東軍事學說之戰役、戰術，則一般是進攻的、外線的、速決的。因其集中絕對優勢，故能各個消滅敵人，而在以絕對優勢兵力消滅一個敵人的戰鬥隊形，就可以使用同時結合迂回、包圍、突破的鉗形攻勢。這樣，在正面配備的兵力所能突破之口，必須是兩三個；而在由各個突破口之擴大，尤其是繼續突入敵人縱深之時，我軍縱深配備的兵力也可以貫穿到底而將敵人防禦體系割裂分解。如再以寬大機動、出其不意的手段突擊敵人弱點，則許多這樣的殲滅戰鬥，就可以得到速決了。如果死死啃著《合同戰術》的教條，只單純運用某一種隊形，則絕對優勢之兵力，將無用武之地，而停滯於敵人『火城架子』之前，徒為刀阻之下的魚肉而已。總之，『一切從實際出發』，『適時對比敵我力量』，在戰術運用上，我們尤應勉力為之。」

　　由此可見，劉伯承同志提出的「正本」與「清流」的辯證關係，即是以我為主，從實際出發，積極正確地借鑒外國軍事科學。先正其「本」，後清其「流」，這是發展和豐富中國軍事科學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呼喚，劉伯承同志才孜孜不倦地翻譯和校譯。正是由於實踐的需要，軍事翻譯作品才能得到各個方面和許多部門的支持。當《合同戰術》（下部）付印時，承擔排印任務的華北永興印刷局全體工人感到十分榮耀。據當時的戰地記者報道說：「工人們認為此《合同戰術》乃劉將軍對愛國自衛戰爭之又一重大貢獻。因此，全域人員均加工排印，以表示自己支援前線的熱忱。」工人們加班加點，團結協作，僅僅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就完成了印刷和裝訂任務，及時把《合同戰術》（下部）運往前線，送到各級指揮員手中。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對印發《合同戰術》（下部）也十分關注，為表彰永興印刷局支援前線的革命熱忱，特意撥款4萬元以資獎勵。該廠工人的出色勞動，更使劉伯承深受感動。他在百忙之中親自致函華北永興印刷局王經理及全域工作人員，對大家的辛勤勞動表示嘉勉，信中寫道：「此次承印之《合同戰術》，正文及插圖印刷都很清晰，錯字較少，裝訂亦甚好，我閱之頗為滿意。總之，此次你們都下了苦功夫，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完成此書，對自衛戰爭是一很大貢獻，希望你們把這種工作精神貫徹下去，並發揚光大，使印刷技術更提高一步，來迎接反攻的勝利。」

　　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在刊登該書出版的消息時，發表了冀魯豫前線記者的專稿，報道中寫道：

　　「權威軍事家劉伯承將軍頃在戎馬倥傯之中完成《合同戰術》一書下半部之校譯，計十萬字。此為一百天來劉將軍殲滅蔣軍十一個旅之外又一重大貢獻。這部書專論兵器之性能與使用法及如何對抗它。蔣介石于7月間以大量的美國武器開始大舉進攻解放區，劉將軍在極度繁忙的自衛戰爭中，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劉將軍說：『我們原本沒有新式武器，談不上使用，但應該知道怎樣對抗它的方法。這一點對我們最重要。』

　　一百天來，劉將軍馳騁于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戰一次，加之二十年前討袁之役在戰場上傷其右目，寫作甚感不便。但劉將軍深深感到自己對中國人民的光榮責任責無旁貸，就在運籌之暇，自炎夏以至隆冬，揮汗呵凍，把這部書奮力校譯成。此種偉大的精神與魄力，實足使蔣介石之輩不寒而慄，更可使全國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學習。」

　　歷史告訴我們，自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的科學技術已將整個世界連成一氣。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軍隊在封閉的環境中是難以生存和發展的。獨具慧眼的劉伯承早就看到，介紹外國軍事著作是一件相當有影響的事業，於戰爭指導方面更不待言。單從理論上來說，能否正確地、積極地借鑒外國軍事科學精華，對發展本國軍事理論確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快慢之分。

　　戰爭和書有什麼關係，似乎誰也說不清。打仗是「武秀才」的事，弄書是「文秀才」的事，可劉伯承把兩者統一起來了。其中的奧妙只有靠讀者揣摩了。當《合同戰術》（下部）中譯本出版之際，劉伯承談笑風生地與前線記者談話說：「我在一百天內跟蔣介石打了五仗，共消滅他十一個旅。第一仗他步步為營，被殲滅兩個半旅。第二仗他改用並進長追，被殲滅四個旅。第三仗還是並進長追，被吃掉一個半旅。第四仗鄄南又被殲一個半旅。第五仗回到步步為營，又被殲滅兩個多旅……三個月來，我們冀魯豫戰場，以十七座空城，換了蔣軍六萬多人。」

　　將軍與學者，在劉伯承身上體現了兩者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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