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中國元帥劉伯承 | 上頁 下頁
七五


  當《合同戰術》(上部)出版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已經走上了日趨成熟的道路。此間,黨的整風運動已經展開,全黨同志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和軍事著作,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不斷前進。這一切,推動著軍事翻譯工作進一步向前發展,劉伯承的軍事翻譯思想,也在實踐中逐步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他在「譯版序言」中,根據世界軍事學的進度與趨勢,緊緊圍繞中國抗日戰爭實際,明確提出「必須以我們的戰術為核心」來借鑒外國軍事經驗的重要原則。

  劉伯承根據中國革命戰爭實際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實際,主張堅持以我為主,以毛澤東軍事著作和我軍戰史為「第一種教材」。他強調指出:「為使戰術研究切合現實的需要,以完成我們抗日的戰鬥任務起見,在學習蘇聯戰術中,必須以我們自己的戰術為核心,而尋求所以戰勝日寇之道。因此,我們應該把毛澤東同志所著《論持久戰》與《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我軍戰史,尤其是最近的實戰戰例,作為基本的第一種教材。」在這裡,劉伯承從軍事理論上最早、最明確地提出把毛澤東軍事著作放在首位,作為「第一種教材」,這是劉伯承聯繫實際研究毛澤東軍事著作得出的正確結論。在翻譯、介紹外國軍事理論的過程中,闡發毛澤東軍事著作精華,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已成為劉伯承軍事翻譯實踐的一大特色。

  敢於以敵為師,拿作戰對象(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條令作為「第二種教材」,這是劉伯承在翻譯工作中提出的另一重要思想。他認為,要戰勝敵人,必先瞭解敵人,摸清敵人的戰略戰術,掌握敵人的作戰特點和規律。劉伯承經常用戰國時代趙武靈王學習「胡服騎射」的典故,教育和啟發幹部。他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軍隊,要有以敵為師的氣魄和膽略。我們向敵人學習,目的是要戰勝敵人,消滅敵人。現在的事實擺在面前,小小的日本為什麼能在中國領土上橫行霸道,說明他們有一些本錢,有一些長處。在戰術上,我們和日軍打了不少交道,應該看到日軍在訓練上、戰術上所下的功夫。只有摸透敵人,才能玩敵於股掌。他明確指出:要把日軍的《作戰要務令》,尤其是日軍最近對我作戰的教令作為「第二種教材」。因此,在翻譯俄文軍事論著的同時,劉伯承十分注意搜集日軍的作戰文件、命令、教材等,組織一些精通日文的同志,翻譯日軍的《陣中要務令》、《擲彈筒教練》、《刺殺教令》等,並親自審定,然後印發所屬部隊,號召大家以敵為師,精細地研究日軍戰法,以尋求戰勝日寇之道。

  對於蘇聯紅軍的《合同戰術》,劉伯承作了客觀的評價。他認為:「這本《合同戰術》無論是第一部《概論》,或第二部《戰鬥》,特別是第一部《概論》,作了有系統的極精粹的一般理論的述要,而便於我們有戰鬥經驗的上級幹部學習。在學習這本《合同戰術》中,倘能參看蘇聯《野戰條令》而融通研究之,則可以窺見人民紅軍的戰術全部的精神與實質,以及世界軍事學的進度與趨勢。」

  儘管如此,借鑒總不能替代自己的創造。劉伯承把《合同戰術》等適當地擺在「第三種教材」的位置上。顯然,上述三種教材的排列,有先後之分,主次之別,但又是應該融合在一起的。

  劉伯承就《合同戰術》的翻譯出版滿懷信心地號召廣大「陣中讀者」:「如果我們上級幹部以戰勝日寇為目標而善於分析與運用這三種教材,而在實戰中尤能從實際出發打勝仗,那就可以成為我軍戰術內行了。

  「本書原版序言之末,曾引了斯大林對陸大畢業生的訓詞,以勉勵讀者,『到困難鬥爭中去鍛煉成為真正的幹部。』我們當然也在這一被勉勵之列;不過我們處的物質條件完全不同,而且幹部也多半不是從學校學習轉到實際鬥爭中去,相反的,是在實際鬥爭中在職學習。因此之故,我們只有更艱苦些,更緊張些,才能使實際與理論聯繫起來爭取戰爭的勝利。同志們!勝利的反攻只有兩年了,這是必然實現的前途,鬥爭罷!學習罷!趕快完成幹部的準備!」

  八年的艱難抗戰過去了,勝利了。

  新的內戰又開始了。

  仗,不停地打。書,不停地譯,不停地校。

  從1946年6月到12月,確實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史上振奮人心的階段。晉冀魯豫野戰軍幾乎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大的戰役。戰爭的規模也日益加大,每次戰役均殲滅敵人整師、整旅的人馬。作為這一系列戰役的最高指揮員劉伯承,其緊張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是在這樣烽火連天兵書急的情形下,劉伯承同志從容自若,一字一句摳完了十多萬字的校譯和部分補譯工作。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將《合同戰術》(下部)排印、出版。

  這部譯作以戰鬥問題為中心,用40章的篇幅,依次敘述了防禦的任務及其目的,防禦地帶及其構成的因素和火力配置。書中講述了對坦克的防禦、對空防禦、對化學的防禦(防毒)、寬大正面的防禦、移動防禦等多種防禦樣式以及論述了工事的構築、軍隊在防禦地帶內的配置、防禦戰鬥的保障勤務、防禦戰鬥的實施,對防禦敵人進攻的方式等等。同時,該書作者還介紹了對敵人掩護地帶的戰鬥,對防禦地帶的偵察、進攻的組織和兵力部署,以及軍隊的移動、行軍、警戒等。書中還詳盡列舉了遭遇戰鬥的特點、退出戰鬥的樣式、退出戰鬥的程度、退出戰鬥的組織。介紹了宿營的任務、宿營的準備、諸兵種共同宿營的秩序。最後,還講解了夜間動作概則、夜間進攻、夜間防禦、夜間退出戰鬥、夜間行軍等內容。

  這些,一般讀者看來會覺得有些「單調」和「枯燥」,而對於奮戰在解放戰爭前線的指戰員來說,卻同槍炮彈藥一樣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人民軍隊由抗日轉入第三次革命戰爭,實在是太匆忙了,來不及從理論上和作戰經驗上對新的戰爭形式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所以,譯作所介紹的合同戰術經驗,就顯得格外可貴了。

  1946年12月11日,劉伯承在(合同戰術)譯版再序》中記述道:

  「《合同戰術》第一部,遠在1942年出版了,這第二部譯稿隨我輾轉攜帶了四年有餘,曾與譯者(常彥卿同志)商談,由他修改了一次,也曾在途中扯失了一些,終未真正做校正工作。今年7月賣國獨裁者蔣介石在美國帝國主義現代兵器裝備與訓練之下,背信棄義向我解放區進攻。我于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了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志幫助繪寫之下,今天算完成了出版前的一切工作。」

  1942年8月間,當《合同戰術》(上部)中譯本出版的時際,劉伯承曾滿懷希望地寄語說:「同志們!勝利的反攻只有兩年了,這是必將實現的前途……」劉伯承在四年前的這些預言,很快就變成了現實。在這四年當中,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並展開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自衛戰爭。由於黨中央、毛主席採取了正確的作戰方針,全軍上下及時地完成了從遊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尤其是幹部的政治思想轉變和作戰思想準備)。幾年以前,國民黨中的一些將領,還自恃擁有新式的美械裝備,和大批曾在美國軍事學校留學、懂得現代戰爭的軍官,嘲笑人民解放軍是「土包子」、「遊擊隊」,打不了正規戰爭?曾幾何時,這些留洋的將領卻成了人民解放軍的手下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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