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74)

七四

　　的確，在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每一部譯稿都有著不尋常的經歷。陳雷在回憶往事時，激動地說：「《合同戰術》翻譯時，劉師長找了幾個助手，讓我在文字上和軍事術語上幫助校訂。前後搞了將近一年。他對我們說：這本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版的，對我們當前還是適用的，特別要著眼於將來，將來戰爭發展，指揮員不懂合同戰術可不行，要不，坦克、新式火炮等裝備就不會使用，我們應該作這樣的思想準備。可見劉師長看得很遠，具有遠見卓識。

　　他待人非常謙虛。那時只要晚上沒情況，他常常把我們找去，跟我們討論譯稿。我提的許多建議他都採用了，有時他覺得我改得不大合適，還找我去當面商量，從不強加於人。

　　《合同戰術》從起譯到完成，經歷了好幾次反掃蕩。譯稿都由我背著，一到宿營地他就繼續校譯，他是邊戰鬥邊工作邊校譯，很少休息。」

　　陳雷曾深有感觸地說：「這本書稿確實浸透了他的心血，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一條條、一字字地推敲，真不容易。他還向彭德懷和左權同志徵求意見，在序言中還提到我的名字。說明他非常尊重領導和部屬。」

　　1942年8月1日，在紀念南昌起義15周年的日子裡，《合同戰術》（上部）正式出版。

　　《合同戰術》是劉伯承極為推崇的一部蘇聯軍事學術著作。大致瞭解一下這部書的內容梗概和基本思想，對研究劉伯承的軍事翻譯活動有著重要意義。

　　《合同戰術》（上部），共分為20章，依次敘述戰鬥的定義、戰鬥的種類，現代戰鬥的一般性質、取得戰鬥勝利的一般原則。還分別介紹各兵種一般的戰鬥性能、步兵的性能、騎兵的性能、炮兵的性能、裝甲兵的性能和空軍。然後論述戰鬥隊形及其必須具備的條件、戰鬥隊形組成的諸部分、戰鬥隊形在實地的組成、戰鬥隊形的機動、火力配系、各兵種的戰鬥隊形。在論述戰鬥的組織方面，先簡要介紹了一般概則，後分別敘述兵團與兵團的統率機關、軍隊戰鬥動作的指導：定下決心、軍隊戰鬥動作的指導：實施決心，各兵種在戰鬥中的協同動作，以及保障勤務、偵察勤務，偵察支隊及其動作、警戒等等。

　　在《合同戰術》（上部）的「引言」部分，闡述了蘇聯紅軍戰術學的基本思想：戰術即戰鬥之術，所以研究的對象是關於進行戰鬥諸問題。該書作者認為，戰術研究的基本內容可以歸納為下述四項：

　　（1）研究各個兵種的性能；

　　（2）研究進行戰鬥的各種手段，不但要使這些手段能適合於各兵種的性能，並且還能取得各兵種間的協同動作；

　　（3）研究在戰鬥中軍隊指揮的組織；

　　（4）研究軍隊行動的戰鬥保障，政治保障和物質經濟保障等各種必要的設施。

　　《合同戰術》（上部）中指出：「戰術可以研究參加作戰的諸兵種的戰鬥動作，用來說明戰鬥全部的實質；同時，戰術也要以研究某種單獨兵種的戰鬥動作，例如，步兵在兵團戰鬥中的作用。因此，通常把戰術分為：合同戰術與各兵種戰術。前者是研究在戰鬥中使用各兵種合同行動的各種問題；後者是研究某一兵種的戰鬥動作（如步兵戰術、炮兵戰術和其他等等）。」

　　《合同戰術》（上部）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發展學說，指出「戰術不應該是永恆不變的，它不能保持固定的、呆板的方式。關於戰術方式之發展及其必然變遷的原因，已由恩格斯非常顯明地指出：『任何東西，沒有再像陸軍和海軍那樣密切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上的。武裝及其組成，編制，戰術和戰略等等，都直接依賴於目前所有的生產與交通工具發展的程度。軍隊的全部編制及戰鬥手段，以及軍隊的勝負，都是依賴於物質的及經濟的條件，就是依賴于人員與武器的性能，因之也就是依賴於人民的質量和數量，以及技術的發展』。（《反杜林論》）由此看來，戰術變遷的基本原因，因而也就是戰鬥動作性質之變遷的基本原因，這些都是由於技術兵器的發展與戰士質量的變遷而決定；而這種發展與變遷又是以現社會制度的社會經濟關係為轉移。」

　　在介紹蘇聯紅軍的戰術特點時，《合同戰術》（上部）中寫道：紅軍的戰鬥動作是建築在每個戰士的創造精神，英勇意圖，自由機動，快速行動，寬大機斷行事，以及熟練運用技術等上面。他們這些特點，首先就表現在他們的戰術上面。這些特點不但在戰術樣式上增加一種最大限度的機敏性與彈韌性，而且給了這些樣式增加一種新的內容，以保障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面前，可以一少流血」而取得決定的勝利。

　　《合同戰術》（上部）從世界戰爭史的發展，看出了這樣的趨勢：1914—1918年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就已經發展了某些壓制與破毀的火器，大大地增加了它們的種類與擴大了它們運用的範圍。各種名稱與用途不同的火炮和機關槍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大地增加了。但還不僅如此，世界戰爭推動了、而於戰後更發展了壓制與破毀的新兵器：坦克、空軍、化學兵器、自動運輸車、各種專門用途的機器（用於通信聯絡的，用於構築道路的，用於構築工事以及其他等等的），這些都給戰鬥動作增加了新的性質。從而得出明確的結論：在現代的戰爭中，技術是起著巨大的作用。

　　該書認為，在蘇聯紅軍中，「無論軍隊的人群與技術間的矛盾，或者人與技術間的矛盾都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的。紅軍手裡的技術兵器是用來作遂行軍隊任務的工具。技術原來是為人服務的，而又掌握在可靠的人們的手裡，這就可以加強紅軍的威力。我們把人和技術互相對立的爭論，不只是看作無謂的、有害的，往往是無原則的爭論，而且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也是無常識的爭論，這種爭論是應該去掉的。在我們蘇聯有最好的人才，他們的政治情緒非常崇高，越發多給他們以技術兵器，越發教會他們熟習技術兵器，那就越發提高了我們軍隊的威力。」

　　《合同戰術》（上部）「引文」的結尾部分，作者借引斯大林的指示強調了在現代戰爭中人才培養的極端重要性：「……斯大林同志在紅軍大學畢業典禮時（1929年5月4日），對畢業生的演說中說到：『我們已經建設了高等的工業，機械化的農業，裝備精良的紅軍，但是這還不夠得很！我們雖然有著優越的技術工具，可是我們的人才還不夠。』凡在技術工具所能取得的東西，若要儘量取得來，那我們還缺少有充分經驗的人才。如只有技術，無熟習技術的人才，那技術就成為死的東西。如果有技術而又有善於運用技術的人才，那技術就能夠而且應當產生奇效。」

　　鑒於這部譯作將對人民軍隊建設產生一定影響，劉伯承特意撰寫了「《合同戰術》了上部）譯版序言。」文中寫道：

　　「這本《合同戰術》，是蘇聯施米爾樂夫同志根據蘇聯1929年頒佈的《野戰條令》的著述，於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常彥卿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把它翻譯出來，送到敵後根據地的太行山，交我們校正，當時左權同志就把這個校正的任務派到我的頭上。現在我已把這本書完全校正出來，其中脫落的第六、第七、第八共三章，是王智濤同志補譯的；全書的畫圖是梁坤生同志繪的；全部的校字是陳雷同志做的。這本書在校正中是經過了三次反『掃蕩』作戰，特別是後一次，其底稿尚在印刷中竟未失去，這是陳雷同志盡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從三災人難中保護出來。左權同志也在後一次反『掃蕩』中殉國了。這使我在完成校正的任務上非常感念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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