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73)

七三

　　我記得，這份材料曾多次閱讀過。可老將軍的這一番話，我一時還不能透徹理解。

　　是的，幾萬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的交戰。幾年，幾十年的戰爭史，寫到紙上，就是幾百頁。這是信息載體的限制，不可能太多了。

　　將軍、元帥們在總結勝利經驗的時候，又總是說，「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多謙虛，多精粹！

　　我明白了，史書上只能有相當的容量。將帥們也只能點到最根本處。如果都講完了，抖落光了，還要那麼多軍事研究專家幹甚？！

　　話說遠了，該回到正題上來。

　　令國軍將領震撼的這部書叫《合同戰術》，是劉伯承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翻譯、、校譯的一部作品。

　　《合同戰術》是蘇聯軍事作家施米爾樂夫，根據蘇聯紅軍野戰條令寫下的一部專著，分為上部（概論）和下部（戰鬥）。在介紹這部譯作之前，有必要簡單解釋一下戰術、合同戰術的含義，以幫助讀者瞭解劉伯承校譯此著的意義。

　　戰術是軍事學術的組成部分，它包括各軍、兵種和專業兵的兵團、部隊（艦艇）和分隊準備與實施戰鬥的理論與實踐。就廣的範圍來說，戰術理論研究戰鬥的規律、特點和內容；制定準備和實施戰鬥的方法，研究兵團、部隊和分隊的戰鬥特性和戰鬥能力。具體的戰術實踐包括指揮員、司令部和軍隊為準備和實施戰鬥而進行的活動。比如隨時判明情況，定下決心並向部屬下達任務，擬制戰鬥計劃，進行戰鬥準備，實施戰鬥行動和指揮部隊作戰，以及實施戰鬥行動保障等。

　　合同戰術則是研究諸兵種合伺戰鬥規律，提出各軍種兵團和部隊協力準備與實施戰鬥的建議。其中，陸軍戰術是合同戰術的基礎，各個軍種的戰術又都規定有其所屬各兵種共同遵循的原則。

　　《合同戰術》一書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蘇軍的合同戰術理論，在蘇聯軍事學界享有較高的聲譽。當這部書的俄文本傳到延安以後，立即得到中央軍委的重視，有關部門責成常彥卿同志將這部書翻譯出來，然後送到太行山根據地，交左權和劉伯承同志校正。

　　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因軍務纏身，手頭又正在翻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一書。所以，校譯《合同戰術（上部）》的任務，又轉到劉伯承手中。

　　校譯，是一件與翻譯工作同樣艱苦、同樣重要的事情。延安方面將這部譯稿交劉伯承校正，說明中央軍委對他的信任。同時，也說明校正者在軍事翻譯方面的權威性。

　　劉伯承在接到譯稿之後，深感肩上責任重大，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緊張、最殘酷的階段，在部署和指揮反「掃蕩」作戰之余，劉伯承挑選了王智濤、陳雷、梁坤生同志作為助手，協助進行校譯工作。由於該書的第六、七、八章在轉移過程中不幸散失，劉伯承又分派老留蘇學生王智濤擔任補譯任務。梁坤生是一二九師的丹青妙手，擅長繪圖作畫，承擔全書的繪圖工作。陳雷責任心強，細心過人，則負責全部校字。

　　在工作展開的時候，劉伯承興奮地對助手們說：「現在的鬥爭形勢是險惡的，但抗日戰爭一定能獲得勝利。常彥卿同志趕譯出這部書稿，說明我們軍委是很有遠見的。這部《合同戰術》雖然是蘇聯紅軍學校的教程，但反映了世界戰爭中的許多特點，反映了無產階級的軍事觀點和合同戰術思想，很有參考價值。目前，我們正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現代化軍隊作戰，看看《合同戰術》可以大開眼界。尤其是戰爭形勢在發展，我軍的武器裝備也不斷有所改善，隊伍也要不斷擴大，合同作戰的重要性將愈加突出。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揮員，不僅要懂得步槍、手榴彈，還要懂得指揮坦克、大炮，要瞭解合同作戰，從現在起就要在思想上理論上做好準備。

　　就這樣，當日本侵略軍的鐵蹄再次向太行山區進犯，施行所謂「鐵壁合圍」、「縱橫掃蕩」、「輾轉清剿」等法西斯手段的時候，《合同戰術》（上部）的校譯工作，也緊張地展開了。

　　劉伯承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用僅有的一隻左眼，在戰爭環境中接連不斷地翻譯和校譯——一方面是眼前戰事的緊迫，槍炮聲的伴奏；另一方面是借鑒外軍經驗的緊迫，筆墨紙張的交響，兩者是如此和諧地體現在劉伯承身上。他既是一位指揮若定的將軍，又是一位堅毅、執著的學者。劉伯承的翻譯生活確實是世界戰爭史和軍事翻譯史上的奇跡。

　　《合同戰術》（上部）的校譯，同劉伯承同志的其他許多譯稿一樣，其經歷是極不尋常的。這部書從開始校譯到最後完成，中間經歷了三次反「掃蕩」作戰。每當行軍、作戰，均由陳雷同志負責保管書稿。每到一個宿營地，劉伯承處理完軍務後，便鋪展稿紙進行校譯。有時連桌子也沒有，他就趴在床板、炕頭上幹；有時乾脆就在自己的膝蓋上攤開書稿。一到夜晚，便點燃油燈，在如豆的燈火下，他一手握著毛筆，一手把著放大鏡，一邊翻看俄文原稿，一邊查對字典，仔細地進行校譯工作。每當遇到疑義，他就把幾位助手找來，讓大夥都發表意見，共同討論定稿。

　　由於原譯者的俄文水平和軍事知識有限，譯稿中的許多篇章翻譯得不太理想，校譯起來較為費力。有些部分需要重新補譯，有些軍事術語要反復推敲，校譯的工作量是相當繁重的。

　　當時，有人看到劉伯承費這麼大力氣進行校譯，便勸阻他說：「這個東西現在也用不上，何必費那麼大的勁呢？」

　　劉伯承微笑著回答說：「我們不能只看到鼻子前面，還要看到今後，將來戰爭規模要擴大，軍隊要發展，不搞合同戰術是不行的，這是世界軍事發展之必然啊。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未雨綢繆，不要臨渴掘井嘛！」

　　轉眼到了1942年夏初，延安方面多次催問校譯的進展情況，希望能儘快發稿。在這樣的情形下，劉伯承只好加班加點匆匆校閱。不久，八路軍總部又派員前來催稿，劉伯承只得依照原譯者的意見，先將此稿發排，以應部隊急需。

　　1942年五、六月間，劉伯承指派陳雷同志到八路軍總部送稿付印。不料，總部在一次「掃蕩」中遭到日偽軍合圍，情況非常嚴重！陳雷清楚地懂得這部譯稿的價值，冒著生命危險搶出譯稿，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付印。

　　當陳雷返回一二九師駐地的時候，劉伯承正在村口迎候，他關切地問道：「總部的情況怎麼樣？」

　　陳雷彙報說：「真險哪，大部隊總算撤出來了，但損失很大。我的小包袱全丟光了，就您的書稿沒丟。我知道，書稿是您的寶貝……」

　　劉伯承聽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好！好！只要人回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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