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43)

四三

　　面對窮凶極惡、野蠻殘暴、且又握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日本侵略者，劉伯承指揮部隊，大力開展遊擊戰，接連不斷地取得了勝利。1937年10月19日，一二九師首戰陽明堡，劉伯承所部以一個營的兵力，夜襲日軍機場，僅用一小時激戰，便斃敵百餘名，焚毀日軍飛機二十四架，使日軍空中突擊力量一時處於癱瘓。

　　從10月25—28日，劉伯承又指揮部隊連續出擊，在山西平定縣附近的七亙村，連續兩次成功伏擊日寇輜重隊，共擊斃敵人四百多名，繳獲戰馬三百多匹。同時，使被圍困在榆關以南的國民黨第三軍千余名官兵得到解救。

　　11月初，劉伯承又指揮七七一團在昔陽附近的黃崖底「重疊待伏」，第一天斃傷日軍一三五聯隊三百多人，繳戰馬二百餘匹。第三天，又和兄弟部隊一起殲滅日軍二十師團近千人，繳獲騾馬七百餘匹，步槍三百余支。幾天後，七七一團再次和兄弟部隊一道，設伏于黃崖底附近的廣陽、戶封地區，給日寇以沉重打擊。

　　這一系列戰鬥的勝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戰勝的神話，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全國抗日軍民。抗日名將劉伯承的威名也隨之傳遍海內外。

　　有人問致勝的謀略，有人問克敵的妙法。每當一位名將出現，必然會有諸如此類的轟動效應。當然，如果簡單地介紹某次戰鬥的勝利經過，某次戰役的經驗，可以令許多記者和傳播界人士滔滔不絕。然而，軍事專家們卻有另外的思路。筆者在採訪許多老將軍時，常常問到劉伯承的致勝謀略、克敵妙法之類的話題。他們總是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三言五語講不清的！」

　　的確，懂得讀詩的人，能品味到好詩的功夫在詩之外。懂得打仗的人，能體味到勝仗的奧秘在戰場之外。於是軍事研究者們搜尋到了劉伯承的「陣中日記」，洋洋數百萬字。其中，早在抗日出征前夕，他就在自己的日記中記述道：「我想看的書：國際七次大會報告及決議。社會科學，辯證法，經濟學大綱，日本將如何進行戰爭。」由此可見，劉伯承所思之遠，所慮之深。

　　抗日戰爭一開始，他就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將進行理論創造的瞄準點，選在當前戰爭的急需上，直接地為軍隊作戰和教育訓練服務。當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戰爭環境的惡劣，我軍的軍事教材很不完備。如一二九師部隊用的戰術教材，是由十八集團軍總部頒發的。主要內容是講遊擊隊動作和預定的戰術動作，以及戰前、戰後檢查的戰術結論。但是，這類教材，有許多缺陷，講具體戰術動作多，而沒有認真抓基本訓練，沒有系統地進行一般基本原則的戰術教育。劉伯承認為，今後應改進教育訓練方法，在教完具體戰術動作的應用教材之後，「就要有系統的進行基本原則的戰術教育。當然，在這裡必須抓緊當前戰鬥需要的重點而融匯貫通之。在基本原則的戰術教育上，此時還找不出切合我軍本身裝備編制的教材，不得已只好找蘇聯的《步兵戰鬥條令》、《野戰條令》、中國的《步兵操典》、《騎兵操典》、《迫擊炮操典》、《戰鬥綱要》、《陣中要務令》請書作底本。這些底本主要是借它的基本原則，來供我們本身的實際應用。我想，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把這幾本書帶在身邊，先發奮讀它一遍。如時間少，嫌多了，又只好找這些書的縮影或摘要的冊子來作教材。」

　　為著解決教材的不足，劉伯承在這裡又採取了「拿來主義」的辦法。只要抗日急需，不管是蘇聯的，國民黨的，甚至日本鬼子的，先統統拿來，然後逐步消化，為我所用。因為軍事教材、軍事知識同一切科學成果一樣，乃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無國界可分。誰學得更多，誰應用得最好，誰就能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劉伯承認為，「敵我鬥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比賽，而且是政治、經濟、文化全部力量的決鬥。不僅鬥力，更主要的是鬥智。我們必須經常兢兢業業地根據中央的方針，實事求是，發揚我們的戰鬥力，尤其是智力。」提高軍事智力的重要途徑就是學習、教育、訓練。為了這一目的，劉伯承千方百計地搜集各國軍事教材和條令，或借、或找、或買，總之，想盡一切辦法。據《一二九師陣中日記》記載，1938年10月15日，鄧小平政委到延安開會。劉伯承在發往延安的電報中特別提示：「致小平：請在後方買書：《爆破教範》、《蘇聯爆破教範》、《火藥學》、《新步兵戰鬥條令》、《野外條令》、《騎兵操典》、《迫擊炮操典》、《陣中要務令》、《戰鬥綱要》。」鄧小平對軍事教育和翻譯工作也十分重視，千方百計購買了許多軍事書籍，熱情支持劉伯承的工作。

　　當時，講解蘇聯步兵戰鬥條令的小冊子有兩種，一種是郭化若寫的《戰術問答》，另一種是李德（就是那位軍事顧問，當時正在延安做些軍事翻譯工作）寫的《步兵戰術概則》。劉伯承積極向部隊推薦這兩種比較適用的編譯教材。他指示部隊，連排幹部可先用《戰術問答》，一面自學，一面教人，營團幹部可先學《步兵戰術概則》，同時用《戰術問答》教連排幹部和部隊進行演習、作業。「至於旅、師級幹部的研究，除先使用《步兵戰鬥條令》外，還要使用《野外條令》、《戰鬥綱要》和《陣中要務令》等。」他再三強調，為著早日爭取抗戰的勝利，「就要一步進一步地學習技術，以使戰術原則的見解一致和各部隊的動作協同。各部隊在實戰經驗中鍛煉，要緊在抽出戰鬥時間中的休整時間，或輪班行動，騰出某部的休整時間，來進行教育和加強戰鬥力。這是要緊的事。長期抗戰，日益向勝利方向前進的抗戰，如不從軍事教育方面著手，要加速軍隊正規化的進度是不行的。」

　　1938年7月，在劉伯承的倡導下，一二九師部隊，自營以上單位，到各級指揮機關系統內，均設立了「軍事研究會」。各級政治機關系統內，設「政治文化研究會」。並且，由各級軍政首長兼任該級研究會主任，劉伯承親自擔任一二九師「軍事研究會」主任。

　　據史料記載，一二九師「軍事研究會」，是我軍最早成立的軍事學術團體之一。各級軍事研究會，分設戰術組、射擊與兵器組、工事與地形組、軍隊建設組。各研究會是輔助各該行政系統進行教育，以提高軍事、政治、文化水平而有社會性質的組織。

　　當時規定軍事研究會的職責是：

　　一、研究整理抗戰中的經驗教訓，編審本部隊、國內、國外的軍事教材；

　　二、預先指示幹部自修的題目及其材料，定期召集幹部討論這一題目，以達到教育幹部的目的；

　　三、將教育內容提出要點，訂出實施教育的方法，召集負責教育的幹部開教育準備會。

　　在劉伯承的親自主持下，「軍事研究會」的學術研究活動搞得生氣勃勃，很有成效。一二九師的廣大指戰員，從上至下都結合實戰戰例，認真總結抗擊日寇的經驗；各部隊結合練兵活動，探討遊擊戰術；各類外語人材悉心搜集外國軍事資料，翻譯介紹給部隊。「軍事研究會」還經常召開各種各樣的研討會，共同切磋軍事理論，研究戰勝日寇的各種方法。同時還因陋就簡，編發各種軍事教材和外國軍事資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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