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7)

三七

　　1月9日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城。軍委任命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負責遵義城防和城內治安。1月15日一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擴大會議，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地位，使整個中國革命發生了偉大的轉折。

　　在遵義會議期間，劉伯承積極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以及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大搞懲辦主義的惡劣作風，為確立黨的正確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博古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一個人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鬥中許多寶貴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並目之為『遊擊主義』，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地爭端，然而這對於華夫同志與博古同志是徒然的。」真理終將戰勝謬誤，劉伯承與李德之間在政治上、軍事上，乃至如何對待軍事翻譯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和鬥爭，已經由歷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

　　至於李德的「短促突擊」理論，也遭到了一次認真的清算。中央在決議中明確指示：

　　「強攻敵人的堡壘，在目前技術條件下，是應該拒絕的。只有在堡壘不堅固或孤立的情況下，為了打擊敵人增援部隊，或為了調動敵人的情形下，才容許攻擊敵人的堡壘。五次戰役中常常輕易的強攻堡壘，其沒有任何效果，是不足為怪的，因為這是把戰爭當兒戲。

　　對於五次戰役中運動戰的可能估計不足，因而把敵人五次『圍剿』與過去一、二、三、四『圍剿』絕然的分開，因而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絕然否認誘敵進來給以消滅的戰法，並且不得在實際上拒絕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這在單純防禦與短促突擊的領導者是自然的道理。」

　　決議深刻地指出：「華夫同志短促突擊的理論，實際上取消了運動戰，這種陣地戰只對於敵人有利，對於紅軍是不利的。強攻敵人的堡壘，在目前技術條件下是應該拒絕的。五次戰爭中輕易的強攻敵人堡壘，只是消耗了紅軍的有生力量。」

　　「粉碎堡壘主義，在目前技術條件下只有依靠運動戰，這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單純防禦路線取消運動戰，就無法粉碎堡壘主義，甚至產生在堡壘主義下，我們只能取得小的戰術上的勝利的理論，這無異于向堡壘主義投降。」

　　當然，對於這一切，李德是十分不滿的，他極力為自己的行為狡辯，他說：「一個外國顧問，既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沒有聯繫，怎麼能做到這些呢？」至於他那些鼓吹「短促突擊」，攻擊運動戰和遊擊戰的許多文章，則乾脆不認帳了。但不管怎麼說，從此以後，這位幫倒忙的軍事顧問再也神氣不起來了。

　　歷史事實告訴人們，遵義會議不僅僅是對軍事教條主義進行最後的清算，同時還就中國革命力量發展的戰略方向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在會上，劉伯承與聶榮臻一道，提出紅軍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以求建立川西根據地的建議。當時，劉、聶認為四川條件比貴州好得多，屬西南首富；再者，川陝的四方面軍可以為之接應。加上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有強烈的排外思想，蔣介石難以調兵入川。鑒於上述原因，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是比較可行的。為此，中央認真的考慮了這一建議，並正式定為日後紅軍的根本戰略方針。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四方面軍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的指示》，指出：「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游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的協同作戰，先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進攻。」

　　遵義會議以後，為了甩掉蔣介石主力部隊從貴州東、南兩個方向對我中央紅軍的尾迫，劉伯承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和組織了四渡赤水的各次戰役。首渡赤水時，劉伯承在五軍團督戰，配合朱德指揮的三軍團第四師攻佔土城，使紅軍部隊輕裝渡過赤水。

　　紅軍渡過赤水，準備北上的戰略行動，引起敵人的極大恐慌。蔣介石急忙調兵遣將圍堵紅軍。當各路敵軍向紮西地區靠攏時，毛澤東突然揮戈東指，反向而行，指揮紅軍在貴州太平渡、二郎灘地區二渡赤水河。此時，劉伯承拄著拐杖，親自守在江邊組織工兵連進行架橋作業。紅軍在二渡赤水河後，迅即回師遵義，取得殲敵三個重大勝利。

　　1935年3月中旬，劉伯承又率領工兵連在前面架橋鋪路。保障紅軍主力在茅臺地區三渡赤水河，重新進入川南的古藺地區。當敵人尾追而來的時候，劉伯承又根據軍委的意圖，指揮工兵連在太平渡、二郎灘兩個渡口護橋和架橋，使全部紅軍第四次渡赤水河，直逼貴陽、昆明。

　　自遵義會議到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紅軍的前進方向都是依著向川西北發展，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行事的。早在1月7日進入遵義時，劉伯承就迅速安排一軍團四團向婁山關、銅梓進發，並在1月10日搶佔通往四川的孔道。二三月間，紅軍部隊在黔北地區縱橫馳騁，聲東擊西，往返於赤水河畔，其目標也是向著四川發展。到4月29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指出：「由於兩個月來的機動，我野戰軍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條件，一般追敵已在我側後，但敵已集中七十個團以上兵力向我追擊，在現在地區我已不便進行較大的作戰機動；另方面，金沙江兩岸空虛，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決定，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的時機，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維埃根據地。」

　　戰略是關係全域的大事。向川西發展的戰略方針使紅軍重新恢復了機動的活力，而蔣軍則開始處於被動境地。正如劉伯承所說：「遵義會議以後，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於奔命。」歷史證明，劉伯承、聶榮臻率先提出的戰略方針，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這一建議雖未完全實現，但仍有其不可低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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