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8)

三八

　　長征是世界戰爭史的奇跡。長征的開路先鋒劉伯承也擔當了非常恃殊的使命。他是軍委總參謀長，又兼任先遣司令，既要協助軍委運籌帷幄，又要身體力行部署和組織具體的戰役乃至戰術行動，其使命的艱難程度不難想見。

　　到1935年4月29日，中央、軍委命令全軍速渡金沙江，徹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劉伯承又一馬當先，率軍委縱隊、五軍團和幹部團作為中央縱隊，直插金沙江畔。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峽谷間，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形勢非常險要。如果我軍不能北渡，則有被敵人壓在深谷殲滅的危險。當時，蔣軍已發覺紅軍的行蹤，天天派飛機盤旋偵察。5月2日，軍委命令紅軍分三路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三軍團向洪門渡江；一軍團經武定、元謀，由龍街渡江；軍委縱隊由劉伯承率幹部團一個營及工兵分隊，於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橋，並偵察其上游各渡河點。

　　劉伯承接到命令後，率部晝夜兼程趕路一百六十華里。他自己化裝成國民黨中央軍軍官，指揮幹部團闖入敵區公所，全殲當地民團，並繳獲兩艘木船。隨後，劉伯承命令兩個排分乘木船，趁夜渡過金沙江，一舉殲滅對岸敵厘金局三十多個保安隊員，迅速控制了渡口。劉伯承又親自渡江察看水情、渡口，一面指揮架橋，一面繼續尋找船隻。後因水流太急，無法架橋。但在當地老百姓幫助下，又找到四艘木船。劉伯承極興奮地電告軍委，稱：「皎平渡有船六隻，每日夜能渡一萬人。軍委縱隊五日可渡河。」軍委得知這一情形，即令劉伯承為渡江司令，陳雲為政委，在金沙江邊山洞裡組成渡江司令部，負責指揮部隊渡江。

　　與此同時，原定在龍街渡江的一軍團，因江面太寬，架橋不成，又無船隻，加上敵機騷擾，未能渡成，在洪門的三軍團奮力架起浮橋，僅渡過一個團，橋便被激流衝垮，大隊人馬滯留北岸。整個金沙江只有皎平渡一處是紅軍的生路。鑒於上述情況，軍委急令一、三軍團速到皎平渡渡江。

　　渡江司令劉伯承一面冷靜地指揮和調度部隊渡江，一面派出第三營翻山三十裡，搶佔通安鎮，消除敵人對皎平渡的威脅，以保證紅軍指揮員安全渡江。劉伯承守在江邊，親自指揮部隊渡江。

　　5月3日，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過了江。他們對劉伯承指揮渡江戰鬥的巧妙和組織渡江工作有方，給予了高度的讚揚。

　　毛澤東高興地說：「前些天，我們一些同志還擔心，怕我們渡不過江去，被人家擠上絕路，當時我就對恩來、朱德同志講：沒關係，四川人說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

　　周恩來也風趣地說：「主席的估計是對的，我們不是已經過來了嗎？！」

　　「哈哈哈……」朱德、劉伯承和在場的同志都笑起來，勝利、樂觀的笑聲在江面上回蕩……」

　　經過九天九夜，中央紅軍的全部人馬都渡過了金沙江。劉伯承一直等到最後一班船靠岸，才舒了一口氣，下命令說。「把船全部燒掉！讓蔣介石望江興歎罷！」

　　第二天，當敵軍大隊人馬趕到金沙江邊的時候，船隻已經燒毀，只見波濤翻滾，燒焦的船板早已隨波流走，連紅軍的影子也看不見了。

　　飛渡金沙江是劉伯承在軍委領導下親自指揮的又一重要行動。這一行動使我軍開始擺脫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尾追之敵被拋在金沙江以南。從此，徹底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狂妄計劃，實現了渡江北上的戰略意圖，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正如聶榮臻所說。「過了金沙江，我們就真正把長征以來一直尾追我們的蔣介石軍隊甩掉了，隔了一個多星期的行程，這無疑是長征中的一個巨大勝利。」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形勢已經十分嚴重，在長征途中，我黨提出各黨派各階層各軍隊共同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主張。劉伯承模範地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對川軍中的故舊進行工作，教育川軍將領不與紅軍為敵，從而巧妙地避敵鋒芒，揮師北上，表現了高超的鬥爭藝術和策略水平。

　　1935年5月19日，劉伯承以紅軍先遣司令名義率部抵達會理附近的德昌。當時，駐守德昌的是「川康邊防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許劍霜又名許穎，曾在1926年底追隨劉伯承參加四川瀘州起義，任起義軍團長，同期加入共產黨。1927年起義失敗後，許與黨失去了聯繫，後到川軍劉元璋部任職。劉伯承到德昌城外後，派人給許送去一親筆信，先是追憶往昔戰鬥情誼，繼則曉以團結抗日大義。許閱信後深為感動，僅在豐站營、八鬥沖一帶裝出抵抗模樣，便主動後撤。紅軍于次日3時進駐德昌。許劍霜本人也在劉伯承的感召下，幾經輾轉，尋找黨組織，投奔了抗日隊伍。

　　劉伯承雖然擔當開路先鋒的重任，但不把紅軍的任務局限在打仗上，而是發揮長征宣傳隊的作用，沿路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充分利用蔣介石同地方軍閥的矛盾，分化敵人營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士參加抗日，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四川是一個少數民族眾多的省份，紅軍經過的地方又多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過去，由於國民黨欺壓少數民族，在民族間挑撥離間，製造仇恨，使民族問題極為嚴重。當紅軍到達這些地區時，反動派又派遣特務，收買少數民族中的敗類，唆使他們與紅軍為敵。這樣，能否妥善處理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對紅軍長征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當紅軍先遣隊將到西昌時，國民黨急調所謂四川「彝務指揮官」鄧秀廷的兩個正規團和附近彝民武裝近萬人，攔阻紅軍。劉伯承調查到這一情況，立即派人送信給鄧秀廷，耐心地做說服工作，說明紅軍路過彝區，目的是北上抗日，不與彝民為敵，不占彝區防地。鄧秀廷早年在川中帶兵，深知劉伯承善於打仗的底細。再者，他從劉伯承的信中得知，幾十萬蔣介石正規軍尚擋不住紅軍隊伍，自己更不是紅軍對手。於是，鄧秀廷僅僅擺了個迎戰架勢，旋即撤回原防地，向上司敷衍交差。

　　劉伯承與彝民沽基部首領小葉丹結盟一事，更表現了共產黨人以抗日大業為重，尊重少數民族習俗，善於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氣魄和胸懷，是我黨我軍執行民族政策的光輝典範。時任紅軍先遣隊政委的聶榮臻曾記述說：當紅軍先遣隊到達彝區時，「中央派伯承同志來，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這項任務，我很高興。他不僅是個老軍人，而且是個老四川；尤其軍事上富有閱歷，遇事能深謀遠慮，作風上又細緻入微；他很注意調查研究，凡事請示報告，從不妄作主張。他過去曾經到川西一帶，對當地地理風俗人情又比較熟。」

　　在處理彝民問題上，劉伯承堅定地執行毛澤東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部首領結盟修好，並使老伍部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持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部，則反復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放的。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通過了被國民黨視為漢人「絕地」的彝族區，順利趕到大渡河邊，劉伯承還在彝區建立了紅軍沽基支隊，積極發展革命力量，真正起到「播種機」的作用。確實，通過彝區的艱險、複雜程度，絲毫也不亞于斬關奪隘的激烈戰鬥。事後，聶榮臻感慨地說：「多虧了伯承，要不是他，這種局面我還真是很難對付哩。」

　　1935年5月24日，劉伯承和聶榮臻率先遣隊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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