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3)

三三

　　一位年輕的同志補充道：「聽黨校的老表說，那邊反映很大，肖月華同志也是很不情願的，哭了好幾回。」

　　肖月華是一位年輕優秀的女遊擊戰士。她出身於廣東大埔的貧苦農家，早在少年時就投身到彭湃領導的革命隊伍，對共產主義事業抱有堅定信心。當時，她在中央蘇區黨校學習，當聽到組織上安排的這件婚事時，一連哭了好幾個晚上。但肖月華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黨員，她知道組織上有難處，也是出於無奈，只好勉強答應下來。因為中國的風俗民情與歐洲相異，且當時的蘇區又處在艱苦的鬥爭環境，所以，顧問娶親這件事，在民族自尊感十分強烈的中國紅軍中一時議論紛紛。

　　劉伯承的傾向性是十分鮮明的。他鄭重地說：「奧托·布勞恩現在是肖月華同志的丈夫，他的筆名就叫『華一夫』好了。」

　　參謀們聽了，連聲叫絕。

　　「華夫」二字，對於李德來說是很合適、很貼切的。以「華夫」作為筆名，對於盛氣淩人的「太上皇」來說，不無調侃之意。

　　幾十年以後，李德對這段往事似乎忘得一乾二淨，在洋洋二十萬言的《中國紀事》中，竟然隻字不提肖月華的名字。對於「華夫」二字，他卻藏藏掖掖地自我解嘲說：「我的中國名字叫李德：譯成中國文是姓李的德國人，有人用華夫，意思『中國男人』來代替，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開始我的中國名字是李德，以及當時授與我而我不知道的筆名華夫；後來李德就從文件中消失了，僅僅留下了華夫。」

　　儘管李德不解其中三味，他仍然得意忘形地用「華夫」筆名，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連篇累續地發表文章，貶低革命遊擊戰，鼓吹「短促突擊」和以「堡壘」對「堡壘」的消極防禦戰略。

　　戰爭確實是無情的。當「左」傾路線領導者同李德等人頭腦膨脹的時候，紅軍卻一天天在減員，根據地一天天被蠶食，蔣軍一天天在深入。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左」傾路線「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擊的進攻，也不敢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

　　為了對革命戰爭負責，劉伯承又多次找到李德，對軍事教條主義提出了嚴肅的批評。然而，這——切努力都毫無效果。王明路線領導者照樣在高唱「不讓敵人侵佔寸土」！「勝利或死亡」！等拼命主義的口號。面對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面對這些頑固不化的軍事教條主義者，劉伯承憂心如焚。他負過重傷的頭部劇烈疼痛起來，終夜不能入寐。但他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繼續翻譯和撰寫論文，發出呼籲和呐喊，揭露王明路線領導者的愚昧和頑劣。

　　劉伯承關於遊擊戰的指示和專論比譯文顯得更加犀利，更有戰鬥性，更有中國氣派。他時而翻譯，時而著文，邊作邊述，譯著結合，兩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歷史證明，劉伯承在這一時期的譯文和論文是作為軍事教條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對於幫助紅軍指戰員正確瞭解國外軍事科學，加深理解毛澤東遊擊思想，識破「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正由於此，劉伯承的譯文和論文對於「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來說，如芒在背，如鯁在喉。對此，劉伯承是很不以為然的。1934年5月間，劉伯承嚴肅地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採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

　　李德是個十分驕橫的軍人，他的回答照例是大發一頓脾氣。最後，又以謾駡和嘲笑的口吻說：「你連一個參謀的水平都不如，虧你還進過伏龍芝軍事學院？！」

　　不幾天，劉伯承接到博古的通知，他被撤銷了紅軍總參謀長職務，下放到五軍團任參謀長。這是劉伯承從軍以來，第一次遭到罷免。也是在王明路線氾濫時期，繼毛澤東同志被解除軍權之後，又一名紅軍高級領導人遭到貶斥。

　　劉伯承雖然被王明路線領導者免去了總參謀長的職務，但是他並沒有放棄鬥爭。而是更加關心遊擊戰，總結遊擊戰的經驗和教訓。在革命危急的關頭，他始終寄希望於遊擊戰。在被罷免的幾個月裡，他寧可暫時把翻譯工作放在一邊，也要去專心研究遊擊戰。因為在三年多的時間裡，他通過參加反「圍剿」戰爭的實踐，親身感受到毛澤東、朱德等同志創造的中國遊擊戰，具有更深刻、更豐富的內容和廣闊的發展前景。1934年9月間，他認真研究了江西軍區、粵贛軍區，贛南軍區開展遊擊戰情況，撰寫出《現在遊擊隊穿過敵人封鎖線到他的後方開展遊擊戰的幾個教訓》一文，指出：「遊擊隊首長首先應是政治堅定、行動機警，善於遊擊戰術的人，必須是有獨立自主創造蘇區及紅軍的決心。他認為遊擊隊應到敵人後方廣泛爭取工農群眾，創造遊擊區域，到艱險的環境中去新辟途徑，推進革命事業」。他主張在遊擊隊活動區域建立和加強黨的組織，使遊擊隊在其領導之下密切聯繫群眾工作，造成廣大群眾的遊擊活動。他還總結和歸納了許多機動靈活的、行之有效的遊擊戰術，對中國革命軍事理論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可是，整個戰爭形勢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央紅軍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進行了英勇的奮戰。但終因「左」傾路線的領導者執行消極防禦路線，使這次反「圍剿」戰爭，遭到了失敗。劉伯承曾這樣回憶這段歷史：「紅軍在江西蘇區時，前幾次反『圍剿』都有大預備隊，結果都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但第五次反『圍剿』時，『左』傾路線主張分兵把口，兩個拳頭打人，我們天天和外國人（指李德）吵嘴，就是沒有預備隊，結果反『圍剿』失敗了，害得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

　　【17.「劉伯承是一條龍，能招紅軍帶過江」。
　　在全沙江邊，在紅軍生死存亡的又一危急時刻，毛澤東如是說。】

　　好端端的根據地就這麼丟了，有什麼辦法？！跟外國顧問吵架也吵不贏，只能幹著急。興許，中國的革命要經歷這許多的磨難。興許，中國的紅軍要受盡煉獄般的煎熬。中國人自己已經夠折騰的，偏偏又有了這個可敬、可氣、可怕、可恨的奧托·布勞恩。把中國革命攪和成這樣。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怨，怨什麼？！到這一地步還怨誰。只能怨中國人自己！

　　1934年10月，劉伯承懷著如此這般的心情踏上了長征路。因為此時此刻，他已被貶到紅五軍團任參謀長。由紅軍總參謀長到軍團參謀長，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跨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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