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4)

三四

　　五軍團是由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起義之後改編的。二十六路軍原是馮玉祥率領的西北軍的一部分。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員劉志丹、劉伯堅等同志都擔任過該軍的政治工作幹部，因而這支軍隊有著較深的革命基礎。1931年初，蔣介石調二十六路軍到江西進攻紅軍。在江西期間，這支部隊裡的共產黨組織利用「九·一八」事變後新的革命形勢和革命根據地及紅軍的影響，積極醞釀起義。12月14日黃昏，由趙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領導的甯都起義爆發，並獲得成功。起義軍一萬七千餘人，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編為十三、十四、十五三個軍，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當時的軍團長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他們對劉伯承都很尊重。在長征前夕的軍團幹部動員會上，軍團首長和廣大指揮員都要求軍委的老參謀長講講話。劉伯承也不推辭，他心情十分激動地說：「我們這次（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不叫打仗，而叫擋仗；敵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本來麼，水來上掩，兵來將擋是用兵的常理，可是敵人憑著他優勢的兵力，現代化的裝備，像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羅。」

　　劉伯承在講話中對紅軍指戰員的英勇戰鬥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對王明路線領導者和專橫跋扈的軍事顧問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指出：「任何軍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和蔣介石打仗，是弱軍對強軍的作戰。蔣介石幾乎控制了全國地盤，有幾億人，幾百萬軍隊；而我們中央根據地只有三百萬人口，十幾萬軍隊。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不顧條件地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規化的陣地戰，這樣，實際上是把主動權送給敵人，使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一年來的戰爭實際證明，我們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

　　這可不是背後說壞話。當時，罵娘的，怨天怨地的，到處都是。根據地丟光，人死了那麼多，還不許人家放氣？！

　　劉伯承雖然處於逆境，但他仍以大局為重，盡力協助軍團首長指揮部隊，為整個紅軍擔任後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

　　殿后，向來是軍隊撤退時最艱巨、最險要的任務。1934年10月中旬，紅五軍團為掩護中央和軍委機關、先頭部隊轉移，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一帶擔負阻擊任務，抗擊國民黨陳誠部的六個師（即國民黨第五、十三、三十八、九十六、九十八、九十九師）。為了掩護紅軍轉移和迷惑敵人，五軍團仍採用就地堅守、頑強阻擊的戰術，與敵血戰。到10月13日，待中央機關和一、三、八、九軍團通過於都、信豐河，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之後。劉伯承才組織指揮殿后部隊向贛南轉移。他指定三十七團擔任軍團的行軍後衛，使用互相掩護、交替轉移的辦法追趕主力部隊。

　　當時，整個形勢是十分險惡的。因為國民黨已察覺紅軍的戰略意圖，急派增援部隊向紅軍壓來。五軍團既要遲滯敵軍，打退敵人的進攻，還要一邊追趕主力，掩護主力前進。在這種情形下，劉伯承非常鎮定，他按照軍委和軍團首長的意圖，始終同後衛部隊戰鬥在一起。指戰員們感慨地說：「劉參謀長臨危不俱，真是大將風度。」

　　到10月19日，五軍團抵達信豐縣境，在零都西南之王母渡、新田之間開始渡河。當時，因河水較深，不便徒涉，部隊便架設浮橋。部隊開始過橋不久，國民黨軍即追趕上來。劉伯承當機立斷，命令機關人員和馱行李的馬匹徒涉過河。讓直屬部隊和戰鬥部隊迅速通過浮橋，隨即將橋拆毀，終於在安遠、信豐間突破粵軍餘漢謀佈設的第一道封鎖線，由南康、大余間渡過章水，進入廣東北部。11月15日，紅軍又在湘南桂東、汝城間突破湘軍何鍵佈設的第二道封鎖線。11月15日，勝利佔領宜章、突破粵漢鐵路沿線由湘軍、粵軍共同佈設的第三道封鎖線。蔣介石在發現紅軍的企圖之後。又急調大軍前堵後追，妄想將紅軍消滅於湘江之側。

　　躊躇滿志的蔣介石認為中央紅軍「流竄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陽，不難就擒」。他決心利用湘江險要，構成更嚴密的第四道封鎖線，調集廣西軍，湖南軍兩相夾擊，並以中央軍和廣東軍尾追。意在全殲紅軍，滅此朝食。他手諭前線各部隊：「力求全殲，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經過幾番搏殺的紅軍將士，一路上又連遭風雨、露寒，加上錯誤路線領導者的濫施淫威與在敵情面前的無能為力，這支隊伍的險惡情形常人難以想像。在湘江兩岸紅軍將士全力抗擊敵人，以保障中央縱隊和中央軍委縱隊過江，戰鬥空前激烈。

　　蔣介石的第一步惡毒計劃是先合擊紅軍於堂圩與道縣之間的瀟水之濱。

　　在當時的形勢下，從紅軍右翼部隊來說，若想掩護中央縱隊渡過瀟水，必須先敵搶佔道縣。道縣舊名道州，緊臨瀟水西岸，是這一帶第一大縣城，也是這一帶第一大渡口。

　　11月20日，紅一軍團二師受領了長途奔襲占領道縣，並阻止零陵之敵向道縣前進的任務。他們以日行一百多裡的速度，長途奔襲；於11月22日拂曉攻入道縣，消滅了守敵，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隊。並在道縣以南的葫蘆岩、蓮花塘、九井架起浮橋，掩護中央軍委後續部隊渡過了瀟水。這樣，使敵人第一個計劃不能得逞。

　　緊接著，蔣介石的第二步計劃是消滅紅軍於湘江之濱。這是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最嚴密的部分。

　　敵人麇集二十個師，為了緊縮包圍圈，湖南軍閥何鍵將他的指揮部從長沙遷至衡陽，將其所屬的劉建緒的四個師調至桂北全州。第二路薛嶽的四個師進駐黃沙河。廣西白崇禧也將指揮所移到桂林，將他的五個師和民團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陽等地。並聲稱，此舉的重點在保境「滅共」。而蔣介石的嫡系周渾元的四個師和李雲傑的兩個師，則從紅軍的背後，像拉網似的直壓過來。

　　橫在紅軍面前是一道又寬又深的湘江，湘江對岸還有一條與它平行的桂黃公路，敵人在湘江與桂黃公路之間連綿不斷的丘陵間，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遠遠看去，仿佛是座相連的鎖柱。

　　本來，當11月16日紅軍攻佔臨武，繼續向江華、永明（今江永）方向開進時，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隊退守龍虎關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紅軍也防止蔣介石軍隊進廣西。這時白崇禧部已經撤走，湘軍劉建緒部還沒有趕到全州，灌陽、湘江一線空虛得很，如果紅軍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沒有那麼多罎罎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敵到達湘江，搶先渡過湘江的。但是紅軍喪失了寶貴的時機。

　　白崇禧看到紅軍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五個師開回灌陽和興安兩點。從11月27日起，紅三軍團在左翼灌陽、新圩和桂軍打了幾天幾夜。由於紅一、三軍團同時在兩翼強佔要點，紅軍已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間六十裡地的湘江兩岸，在此區域，甚至有四處淺灘可以涉渡。中央軍委縱隊也已於27日到達灌陽北的文市、桂岩一帶。如果當時仍決心搶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點，只有一百六十多裡地，採取輕裝急行軍，一天即可到達，仍有可能以損失較小的代價渡過湘江。但是「左」傾錯誤路線領導卻沒有利用這一大好的時機。他們仍然讓紅軍戰士抬著從中央根據地帶來的罎罎罐罐，按常規行軍，每天只走四五十裡，前後磨磨蹭蹭走了四天，才到達湘江邊，前線戰士為了執行掩護任務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一位作家曾經這樣描繪過湘江邊上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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