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2)

三二

　　關於李德在中央蘇區指揮作戰的情形，伍修權曾有以下的描述：「我們當時的工作程序是：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我們翻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後，再由我們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根據情況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處理，有的重大問題則由他提交軍委或政治局會議討論，然後仍由周恩來同志負責組織付諸實行。當時的中央領導也常到『獨立房子』來，李德也常步行到軍委去。他也懂英語，周恩來同志可以用英語和他直接交談，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則用俄語和他交談。」

　　伍修權在回憶中還說：「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時，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當時適逢王明『左』傾路線發展到頂峰，李德同他們倒是氣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時李德就是同博古談得來，他們談話不用翻譯，我們在另一屋聽得很清楚，兩人有說有笑，親熱得很。博古當時是臨時中央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總書記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正如中國古代成語所說的，『相得益彰』。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他們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同志對紅軍的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主張，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拋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由李德一人呆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又常常不留餘地。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

　　當時，朱德、周恩來一直在前線指揮作戰，這樣軍委的總參謀部的責任就更加重大。在決定紅軍命運的緊要關頭，在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面前，劉伯承意識到自己應該站出來說話。然而，王明路線領導者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誰要公開維護正確路線，就要冒很大的風險。在此之前，劉伯承的多次提議，均被李德無理否決，甚至還遭到挖苦和譏諷。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既要從政治上對革命的成敗負責，又得在組織上被迫受「左」傾路線領導者的瞎指揮，甚至要違心地服從命令，這正是他的為難之處。若干年後，劉伯承在回憶這一段歷史時，深有感慨地說：「那時候李德自以為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同『左』傾路線領導人抱在一起，在軍事上以內行自居，在地圖上比比劃劃來指揮戰爭，使革命遭到巨大損失。為了同李德進行鬥爭，真是傷透了腦筋呀，我的頭部本來就負過重傷，從那以後腦病時常發作，疼痛不已。」

　　面對這種情況，劉伯承堅持以筆作武器，在戎馬倥傯中一邊寫作，一邊翻譯，積極宣傳機動靈活的遊擊戰，戳穿軍事教條主義的「西洋景」。此間，他選譯了蘇聯紅軍的權威性著作《合同戰術》中的有關章節，篇名為《任丹吉在（合同戰術）上所述襲敵後方的「穿襲」和遊擊隊動作》。這篇譯文的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由於當時蘇聯紅軍所面臨的情況和任務不同，遊擊戰不占主導地位，有關的論著也比較少。但為了找到某些根據，論證中國遊擊戰的合法性、必要性，劉伯承有意找出蘇軍野戰條令的舊版本，專門從中挑選有關章節，譯出《蘇聯舊野外條令的遊擊隊動作》，其筆鋒所至，處處顯示出譯者堅持實事求是，為我所用的思想光彩。他在譯者前言中，旗幟鮮明地寫道：

　　「蘇聯現行的《野外條令》沒有『遊擊隊動作』，而舊的則有之。我們為要供給遊擊隊軍事動作的參考並補充前譯的『遊擊隊怎樣動作』起見，特把它翻譯出來。不過它是單純軍事動作，且與我們所處環境有些不同，還望讀者在實際動作中靈活地運用。」

　　顯然，劉伯承介紹蘇聯紅軍關於遊擊戰的理論與實踐，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紅軍指揮員瞭解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瞭解鬥爭形勢與歷史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通過譯文，人們可以看到，正規的蘇聯紅軍尚且重視遊擊戰爭，研究遊擊戰爭，說明遊擊戰爭是一種正確的鬥爭形式，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早在1906年列寧就發表過《遊擊戰爭》的長篇論文，闡述遊擊戰爭的產生與發展，批評社會民主黨人反對遊擊戰爭的錯誤論調。劉伯承的這些譯文，不僅對「左」傾領導者否定遊擊戰是一個有力的回答，而且對於幫助紅軍戰士瞭解遊擊戰爭的「合法性」，也是很有益處的。可是，掌握了大權的「左」傾路線領導者，根本聽不進劉伯承的正確意見，他們對這些軍事譯文視而不見，而且一意孤行，拿著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去和裝備優勢、兵力眾多的敵人硬拼，搞所謂「短促突擊」的新戰術。

　　劉伯承的主張是我黨遊擊戰思想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得到黨內許多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的贊成。

　　自然，李德等人對劉伯承借題發揮的譯作和論文相當敏感。認為劉伯承是同上邊唱「反調」，是對軍事顧問的冒犯。但劉伯承譯之有據，論之有理，他們又難以正面反駁。

　　然而，「左」傾路線領導者對這些是不能容忍的。李德頤指氣使地告知中央軍委，說他要發表關於軍事方面的「獨特」見解，以統一紅軍的戰略戰術思想，並囑咐總參謀部替他取一個雅致的中國筆名。想不到，轉來轉去，取筆名的差事又派到劉伯承身上。劉伯承素來氣量大，又機智詼諧，便應承下來。他先讓年輕的參謀們計議了一番，大家一時未拿出妥當的方案。後來，劉伯承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道：「就叫『華夫』罷。」

　　參謀們忙問：「華夫」這兩個字作何解釋。劉伯承幽默地說：「這位顧問先生，最近不是要娶肖月華同志做妻子麼？！」

　　「是的。」參謀們不無憤懣地說：「這個顧問真不帶勁，到江西來才幾天？！每天有魚有肉有蛋吃，每月好幾條『白金龍』的錫紙香煙，還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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