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1)

三一

　　劉伯承對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毛澤東、朱德是十分尊重、十分敬佩的。早在留學蘇聯時，他就明確表示過對井岡山的嚮往。同樣，毛澤東、朱德對劉伯承也是信賴的。遠在1929年中央準備調毛澤東、朱德去擔負領導工作時，毛澤東、朱德曾明確表示，如調朱、毛，請派劉伯承、惲代英來主持紅軍。雖然此事未能實現，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到了後來，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來了一個外國顧問，情形就複雜了。

　　1933年秋，蔣介石在前幾次「圍剿」失敗後，從各方面總結教訓，為新的「圍剿」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在籌集資金方面，蔣介石廢止作為國家金融基礎的銀圓流通，聚斂中央銀行的銀圓，代之以很快就貶值的紙幣，大肆搜刮民財。同時，蔣介石還搖尾乞憐，向各帝國主義列強乞討高額貸款。美國在短期內接連兩次貸款，金額高達九千萬美金。英國貸款二千五百萬英鎊。法國貸款四千萬金法郎。德國貸款四千萬馬克。各帝國主義還用最現代的武器裝備——新式大炮、裝甲車、速射武器、通訊設備，以及修築道路和構築堡壘的技術設施裝備蔣軍。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從各帝國主義國家請來幾百名軍事顧問，他們有的坐鎮南京出謀劃策，有的在廬山訓練團培訓「圍剿」戰骨幹。有的竄到國民黨軍各師、旅司令部，參與指揮「圍剿」作戰。如德國著名將領塞克特、法爾肯豪森、韋策爾、克裡伯爾，美國空軍軍官林德伯格等等。

　　1933年10月間，蔣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調集百萬大軍，二百多架飛機，對紅軍發動空前猛烈的進攻，其中直接用於進剿中央根據地的兵力達到五十萬人。鑒於前幾次（圍剿」受挫的教訓，蔣介石更加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針，在政治上進一步實行法西斯統治；在軍事上吸取各帝國主義的反動經驗，制定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企圖依託堡壘，逐步推進、壓縮我根據地，最後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紅軍和摧毀中央根據地的目的。

　　在紅軍方面來說，中央根據地的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已擴大到八萬餘人，赤衛隊武器也有很大發展，根據地更加鞏固。而且，紅軍通過四次反「圍剿」作戰，積累了較豐富的戰爭經驗。如果有正確的軍事路線作指導，英勇的中國紅軍便有可能再次打破敵人的「圍剿」。

　　但令人失望的是，」左」傾路線的領導者，拒絕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特別是在1933年10月，共產國際的一位軍事顧問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遂使反「圍剿」戰爭出現了更複雜、更嚴重的局面。

　　這位軍事顧問名叫奧托·布勞恩，到中國後化名李德。他原是奧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屬德國統治的奧匈帝國，他參加德軍同沙皇俄國作戰，在一次戰鬥中，當了俄國的俘虜，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他參加蘇聯紅軍，因作戰勇敢，晉升為騎兵師的參謀長。1932年春，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比劉伯承晚兩期）畢業。由於李德學習成績優異，又通曉俄、德、英文，便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據李德自己回憶，他到東方的使命是：「在中國共產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對蔣介石反動政權的雙重鬥爭中，擔任軍事顧問。」

　　應該公正地說，共產國際的本意是為著指導和幫助中國革命。李德來華的初衷也是善意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對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採取了熱情歡迎的態度。當李德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劉伯承總參謀長很快為他選配了兩名出色的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這兩位同志多年在莫斯科留學，俄文基礎是紅軍中的佼佼者，在軍事方面也都是內行。伍修權負責作戰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種會議時的翻譯；王智濤則負責軍事訓練方面的翻譯。伍修權曾在《我的歷程》一書中寫道：

　　「劉總參謀長告訴我，共產國際派到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已經到了瑞金。中央決定，調我去為他作翻譯。劉總參謀長說我的俄文比較好，完全可以勝任這項工作。他對工作又作了具體的交待，在保密問題上當時說得很嚴格，其實以後要求並沒有那麼嚴。當地軍民群眾都知道李德，我們也可以和別人接觸。劉伯承同志向我交待後，又親自領我和李德見了面，為我作了引見和介紹。這時李德已換上了我們紅軍服裝，樣子很嚴肅。當時我們認為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幫助我們革命，可能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此開始對他還是很尊敬的。」

　　李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的確是神采飛揚，躊躇滿志。這位普魯士驕子是想通過幫助中國革命，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顯示自己的軍事才華。

　　他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立即與「左」傾路線領導者拉在一起。據李德自己口憶，他到達瑞金首府的當天晚上，博古和洛甫立即去拜訪了他。「博古和洛南向我簡明地介紹了中央蘇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形勢」，「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我們還完全一致地明確規定，我對政治領導不進行任何干涉。」

　　由於李德一腳陷入「左」傾路線的深坑，便不可避免地開始導演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悲劇。因為「左」傾路線領導者，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同志從實際出發運用外國經驗，努力發展革命遊擊戰的主張，早就表示不滿，對主持總參謀部的劉伯承更嫌其礙手礙腳。但是，「左」傾領導者們對軍事完全外行，自己無能力指揮作戰，不敢貿然排擠掉劉伯承。此時，當李德這個真正的「洋包子」來到之後，「左」傾領導者便認為在政治上有了後臺，軍事上有了靠山，慢慢就把劉伯承撇在一邊，將紅軍總參謀長架空起來。

　　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後，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卻下車伊始。亂髮議論。他不認真分析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而是一味地把歐洲軍事課本上對戰爭的處理辦法，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央蘇區，進行瞎指揮。時為臨時中央總書記的博古，拱手將指揮大權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博古的支持，便完全排斥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同志的正確主張，變本加厲地推行軍事教條主義。在作戰方針上，他們先是盲目蠻幹，驅使紅軍跟強大的敵人硬拼，打所謂「正規戰」、「陣地戰」。繼而，又提出「以堡壘對堡壘」的消極防禦方針，分兵把口，處處設防，鼓吹「禦敵國門之外」。在作戰指揮上，李德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他獨自一人躲在「獨立房子」裡，憑著幾張地圖比比劃劃，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多是一些經年已久的草圖，與實地情形誤差較大。但他只憑比例尺量圖上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結果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這些本來是李德的瞎指揮造成的，但他根本不承擔責任，反倒隨意訓斥和處分別人，甚至粗野地辱駡紅軍指戰員。上自朱總司令、下到一般工作人員和服務人員，幾乎都被他無理訓斥過。

　　在軍隊組成上，他盲目強調出身成份，對於工人幹部，不問其能力、經驗如何，把他們提到師、軍級的領導崗位上，而全不顧我們在農村絕沒有許多工人參加紅軍的實際事實。李德還想當然地提出，紅軍司令部的參謀，全部要換上成份好的大學生。劉伯承回答說：「我的天哪，你讓我到哪裡去找啊？」由此可見，李德脫離實際已經達到何等可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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