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30)

三〇

　　「一、擬定戰鬥（戰役）的計劃和號令；

　　「二、組織關於保障首長能下適應情況之決心和順利實現此決心之方案。」

　　關於司令部在不同時期的工作內容，劉伯承作了以下介紹：

　　「司令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準備和多方保障當前的戰鬥（戰役）。此時，司令部工作最主要的內容是。

　　「一、應不斷獲取關於當前情況（預先適時、充分和確實收入情報）的消息；

　　「二、嚴密而多方地研究這些消息，以供司令者據此定下切合的情況最主要條件的決心；

　　「三、將情況報告師長（軍長）；

　　「四、依照首長的指示擬定給軍隊的命令和號令；

　　「五、與政治機關工作的聯繫；

　　「六、擬定給諸勤務保障戰鬥（戰役）一切需要的指示；

　　「七、組織通信聯絡以保障適時而確實地發出給諸軍隊諸勤務的一切命令及受領其報告；

　　「八、監察諸軍隊諸勤務遂行命令和號令。」

　　劉伯承認為，建立指揮員與司令部相互間的正確關係是司令部順利工作的首要條件。司令部應記著自己是首長指揮軍隊的機關。團指揮員也應記著。如司令部沒有正規的自發和寬廣的工作，就不能指揮軍隊。因為，司令部不應以為本身就是指揮的發動機。而指揮員則應保障司令部能遂行寬廣的、創造的、自發的工作。參謀長研究情況不是同首長執行一樣的工作，而是與之平行的，參謀長將所得情報報告給首長，或是立刻（如有重要意義時），或是定時的。參謀長作報告時，對搜集到的情報，應加上自己的估計、判斷，然後提出意見，供首長最後決策作參考。

　　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時，正是急難之際，臨戰之時，剛建立的紅軍司令部又來不及制定一套章程。為著應付戰爭，劉伯承斷然採用「拿來主義」，結合中國的情形加以運用，使戰火逼迫下的紅軍司令部有章可循，職責分明，為保證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32年冬，蔣介石連續三次「圍剿」紅軍遭到慘敗之後，又陸續調集五十萬兵力，並委何應欽為「剿共」總司令，分左、中、右三路，準備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

　　當時，敵軍以蔡廷鍇為左路總指揮，指揮十九路軍的六個師又一個旅，向我閩西根據地進攻；以余漢謀為右路總指揮，指揮在粵北、贛南粵軍六個多師，由南部向中央根據地進攻；中路軍以陳誠為總指揮，指揮十二個師，外加散佈在我根據地周圍各點的十三個師的雜牌軍配合。顯然，蔣介石的戰略意圖是以中路為主要突擊力量，左右兩路策應中路軍行動，向我黎川、泰甯、建寧、廣昌各點分進合擊，妄圖將我主力紅軍截斷在廣昌到建寧一線以北，決戰而消滅之，並乘機侵佔我新開闢的「建（甯）黎（川）泰（寧）根據地，爾後再伺機攻犯我中央根據地。

　　在紅軍方面，由於「左」傾路線領導者，剝奪了毛澤東的指揮權，所以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由周恩來和朱德指揮。周恩來和朱德仍然按照毛澤東誘敵深入的積極防禦方針、吸取歷次反「圍剿」作戰經驗，進行了周密部署和充分的準備。

　　在戰爭中，總參謀部是軍委首長實行指揮軍隊的指揮機關，總參謀長是軍委首長的助手，軍務繁雜，責任重大。但劉伯承始終抱住這樣一個觀念，就是站好自己的崗位，當好助手，即站在首長的「蔭影」裡面，根據軍委首長的意圖和決心組織作戰，處理和協調各個部門、各個部隊之間的關係。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一開始，劉伯承就隨同朱德、周恩來，始終在前線謀劃和協助指揮紅軍部隊作戰。在炮火連天，戰報紛呈的情況下，他仍爭分奪秒在戰壕裡擠出時間翻譯，以借鑒外軍的經驗，豐富自己的頭腦，為解決戰爭中最緊迫的問題提供參考資料。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朱德、周恩來就是按照毛澤東實事求是的精神，根據山地戰鬥特點，採取機動靈活的方法調動敵人，打擊敵人的。當時，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軍團，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及地方獨立部隊共約四萬餘人。劉伯承率作戰局、情報局負責人組成精幹的指揮機關，到前線協助朱德、周恩來，先後在東韶、洛口、大龍坪，以及霍源等地機動殲敵，接連挫敗蔣軍的進攻。隨後，紅軍指揮員又在草台崗一線打敗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第十一師，俘敵三千餘人，擊傷敵十一師師長肖乾。至此，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蔣介石在給其親信陳誠的手諭中，哀鳴道：「此次挫敗，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疼。」

　　作為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為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戰後，劉伯承到一軍團參加作戰總結會，表彰紅軍指戰員創造和運用中國山地戰術，以機動靈活、不怕犧牲的精神，給國民黨反動軍隊以沉重打擊。劉伯承高度評價說：「一軍團發揚了我軍機動作戰的特點，在決戰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如果就打仗來說，劉伯承的總參謀長是相當稱職的。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也在他的軍旅生涯中種下了一枚苦果。因為，他擔任總長有些「升」不逢時，那時，即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會議。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任弼時、顧作霖、鄧發等出席了會議。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這次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總結軍事工作，確定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軍事方針。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指責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批評毛澤東在1932年春天反對紅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主張向贛東北發展的正確意見，是不「尊重党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會議要求在敵人合圍之前，就去粉碎敵人的進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毛澤東同「左」傾教條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然而，在這次會議上，「左」傾教條主義占了上風，會議提出「由周恩來同志負戰爭領導總責，毛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會議結束前，周恩來從前線趕回寧都。他堅持要毛澤東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澤東負主持戰爭責任。會議雖然原則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但最後還是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批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這次會議，使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進一步在紅軍中蔓延，再次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

　　對於這次不尋常的人事變動，劉伯承曾以一個共產黨員坦誠的胸懷，多次作過歷史的回顧，他寫道：「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開始了上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污蔑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党的領導和軍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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