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29)

二九

　　在留學蘇聯期間，劉伯承一邊學習，一邊練習翻譯，為回國開展武裝鬥爭作準備。回到上海以後，他和周恩來、聶榮臻等同志一道，創辦「地下翻譯所」，為開創我國現代軍事翻譯事業進行了艱苦努力。在紅軍學校，他一邊訓練幹部，一邊組織翻譯；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前線，他一邊打仗一邊抽空翻譯；在長征路上，他一邊行軍一邊翻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運籌帷幄，仍然不忘翻譯；建國以後，他一邊培養高級將領，一邊堅持翻譯……幾十年來，他邊作邊述，述作結合，在向人民奉獻大量理論著作的同時，奉獻了數百萬字的譯作。他的這些作品，開闊了人們的眼界，為廣大「陣中讀者」提供了寶貴的軍事知識，傳播了最新的軍事信息，增添了戰勝敵人的智慧和力量。葉劍英元帥曾高度評價說：「我們的劉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戰場生活、軍隊生活，俄文、中文，戰鬥經驗，像他這樣精通、豐富是很少的，很紅，很專。」

　　劉伯承的翻譯道路，實際上是一部縮寫的中國軍事翻譯史。回首近代中國，閉關鎖國的思想影響曾長期束縛著人們的頭腦。艱苦的戰爭環境，又給翻譯工作帶來難以想見的困難。劉伯承同志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裡，數十年如一日，以僅有的一隻左眼，堅持翻譯工作，吸吮世界軍事科學的精華。他頑強、執著的進取精神，換而不舍的革命毅力，反映了我黨我軍借鑒外國軍事經驗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劉伯承的翻譯選題，都是當時戰爭中最緊迫的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翻譯了大量遊擊戰、山地戰鬥方面的內容；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組織翻譯和校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軍隊指揮法》、《合同戰術》（上部），以及日軍的《陣中要務令》、《刺殺教令》等；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校譯了《合同戰術》（下部），重新校譯了《合同戰術》（上部），編譯了《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等；在建國以後，校譯和編譯了《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斯大林統帥藝術》，以及卷帙浩繁的條令、條例和軍事教材。

　　劉伯承的翻譯作品，不是書齋中的風雅之作，也不是茶餘酒後的消閒書。它與軍人同在，與戰爭共存，是為槍林彈雨裡的「陣中讀者」提供的另一種武器——這種武器與人民的事業、戰爭的勝敗緊緊相聯，因此它的價值非一般譯作可比擬。

　　劉伯承不但注重從實際出發確定翻譯選題，還注意引導讀者，聯繫實際正確理解和借鑒譯文。他認為，介紹和借鑒外國軍事經驗，應該按照毛澤東同志指示的方向，「從自已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為此，劉伯承在譯者序、跋或附言中，總是一再強調：「要從實際出發來讀」，「望參酌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這一原則」，「要分析我們的實際條件，活用此原則」，「我們自己作戰經驗的總結，乃極為寶貴的教材」，「必須以我們的戰術為核心」，「更要發揚自己所特有的長期鍛煉出來的戰法，實事求是指導作戰。」

　　作為軍事翻譯家，劉伯承對軍事譯文的要求是十分嚴謹的。他指出，軍事翻譯出版是「關係國家安危、人民生命的國防大事，不可不嚴肅負責」，並經常告誡人們：「一字之差，會死人的！」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一絲不苟。無論是翻譯還是校譯，他總是力求精當、準確，每一篇譯稿都要用放大鏡仔細照看許多遍，一字一句反復推敲，斟酌再三。所以，劉伯承的譯文不僅有很高的軍事藝術價值，而且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劉伯承軍事翻譯的理論和實踐，是人民軍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不斷克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影響，正確借鑒外國軍事經驗，創造和發展本國軍事科學的產物，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劉伯承軍事翻譯的理論與實踐，內容十分豐富、十分深刻。他在各個時期的著作和譯作，為我們展示了彼時世界軍事的圖景，成為將中國軍事與世界軍事聯成一氣的橋樑。縱觀中國軍事史，我們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劉伯承是中國歷史上敢於面對世界，大量介紹外國軍事經驗的第一人，也是系統介紹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第一人。

　　【16.總參謀長急了：「奧托·布勞恩同志再這麼幹下去，
　　中國革命就會完蛋個球！」】

　　1932年秋。

　　江西「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前線。國民黨軍隊「圍剿」前線指揮部，接到所屬通訊部門的報告：「我們的竊聽不靈了！共匪司令部出現外語通話，嘰哩狐啦的聽不清楚……請速派精幹的外語人材來。」

　　中央蘇區。紅軍前線司令部的一次通話記錄：

　　「喂！左權同志，我是伯承！」

　　「伯承同志，你好！」

　　「我在總參謀部，你那裡情況怎樣？」

　　「祝賀你擔任總參謀長。我們這裡的情況不太美妙，前線很緊張……」

　　「我下午就到你們那裡，再見！」

　　劉伯承和左權是在蘇聯留學時的同窗好友，他們一起回國，又先後到達蘇區。為著練習俄語和保密起見，他們聯絡經常運用俄語，在長征和抗日戰爭期間也是如此。

　　劉伯承擔任紅軍總參謀長是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之後。當時，反「圍剿」戰爭正處在最激烈的時候。用一句老話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

　　如果算上南昌起義當參謀長的經歷，這已經是第二次出任總長了。

　　參謀部這一部門產生於16世紀至17世紀，它是隨著西歐一些大國的軍隊發展而設立的。古代中國的謀士、幕府也具有這類性質，但在作用上不大一樣。一般說來，總參謀部隸屬于最高統帥，是最高統帥部指揮作戰的主要工作機關，負責制定戰略計劃和指揮前線的軍隊。

　　當時，中央根據地的總參謀部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要協助軍委首長指揮反「圍剿」作戰，另一方面要負責整個紅軍部隊的軍事訓練，兵員補充，以及後勤供應等。此外，還要指導獨立部隊、地方部隊和遊擊隊的行動。儘管總參的工作頭緒多，事務雜，劉伯承仍然主張從中國軍隊的實際出發，只用少數精幹的辦事人員，不搞龐大的參謀班子。他十分崇尚中國古代兵家用幕僚的傳統信條，即幕僚多，上勞下安；幕僚少，下勞上安。按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反倒無水吃。所以，在劉伯承主持的總參謀部裡，只有為數很少的參謀人員，且各司其職，指揮靈便，效率很高。

　　為著加強紅軍總司令部的建設，他一到任就拿來《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翻譯了有關章節，供機關使用。這是中國紅軍第一次借用蘇聯紅軍的條令來加強自身司令部的建設。

　　劉伯承在敘述司令部的使命和權責時指出，司令部就是首長實行指揮軍隊的機關，主要使命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