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28)

二八

　　1943年4月

　　在四年多緊張的反「掃蕩」鬥爭中，完成《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全部校正工作，並撰《譯版序言》，指出：「我軍現有的武器自然是不及敵人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使用武器之準確與熟練的程度，必須超過敵人。……現在我們部隊使用武器的訓練與指揮員現實戰術的學習，應成為我們軍事教育基本的內容。」

　　1946年12月11B

　　在奔赴自衛戰爭前線時，開始《全國戰術（下部）》的校正與補譯工作，歷時一年終告完成。該書《譯版再序》寫道：「我們在現代戰術進程之中，必須知道各兵種的性能及其協同動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種弱點當中，尋找所以防禦的方法，在繳獲了敵人現代武器之時，即可以迅速使用它們。這就是我之所以急於將此書出版以貢獻于我們幹部的一點薄意。」同時，鮮明地提出：毛澤東軍事學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在各時期遵之則勝，反之則敗」。

　　1947年8月1日

　　重新校譯《合同戰術（上部）》，並撰寫《重校（合同戰術）譯文上部的前言》，指出：「我們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有兩方面：一是向我軍自己的實際戰例學習；二是向一般的軍事理論學習。」

　　1948年7月7日

　　在淮海戰役決戰前夕，編譯《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並撰寫《編譯後言》，指出：「編譯的目的是供高級幹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十大軍事原則和總結自己作戰經驗作參考。要求他們自己從自己的經驗中去考證它的實質與結論，吸取其中用得著的東西，拒絕某些用不著的東西，更要發揚自己所特有的長期鍛煉出來的戰法，實事求是指導作戰。」

　　1949年4月1日

　　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在渡江戰役期間，編譯《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蘇軍加強的步兵團對陣地防禦的突破》等軍事文稿，並撰寫《編譯前言》。

　　1951年4月

　　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後，為搞好軍事翻譯和軍事教學工作，批准出版《軍語通報》，並指出：「軍語劃一不是單純的技術工作，或單純的語法修辭工作，而是統一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的一項重要工作。」

　　1951年5—6月

　　校譯蘇聯紅軍《軍隊符號》一書。

　　1951年6—7月

　　在主持臨淮關軍事演習之餘，校譯和部分重譯《柏林戰役與希特勒德國投降》一書，供翻譯人員學習、參考。

　　1951年12月21日

　　向軍事學院翻譯人員和教員作報告，講述加強思想改造與軍事科學深造的辯證關係，鼓勵譯員和教員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軍事學術水平。

　　1952年4月

　　在軍事學院學報——《軍學生活》報上，發表蘇沃洛夫十項軍事原則的譯文手跡。

　　1952年5月

　　編擬《集團軍進攻戰役講授提綱》，翻譯介紹蘇軍戰役法理論，同時深刻闡述我軍的戰役法思想。

　　1952年6月21日

　　在與部隊作家的談話中，闡述精通軍事科學與做好軍事翻譯的辯證關係，提出軍事翻譯必須熟悉軍事，軍事譯文必須做到內容正確，文字清楚通順，有軍事特色。

　　1952年8月

　　編譯《斯大林的統帥學術》等講稿，向廣大學員介紹馬恩列斯軍事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同時，親自翻譯、校譯和審定了一批軍事教材。

　　1953年8月1日

　　為紀念八一建軍節，在《軍學生活》報上發表題詞：「斯大林軍事科學有賴於口授筆援，教員譯員互相合作，才能真實教授。學問學問，既學且問，自己努力學習，必須顧問互問，學能積累知識，問能通達事理。」

　　1953年8月

　　在大連休假期間，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

　　1953年9月

　　談編譯教材問題，指出：「教材內容的真實性系于譯員與教員，而譯員尤為重要。我們常稱為自來水的龍頭。我必親自作野戰條令的校正者，誠恐斯大林軍事科學為老百姓或半軍人所曲解，將有害於保衛國防的任務之故。」

　　1953年9月28日

　　在南京，為軍事學院翻譯人員題詞：「軍事科學的翻譯；在經驗上，在理論上，必須有軍事基礎知識，才能鑽研軍事科學的本質；在俄文修養上，必須有掘發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在中文修養上，必須有表達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

　　被任命為中央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後因致力於軍事學院工作，未到職）。

　　1955年4月

　　在《八一雜誌》第七十六期上發表《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中文譯本說明》。

　　1955年5月1日

　　校審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隊標號》一書。

　　1955年9月23日

　　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5年11月22日

　　為提高翻譯水平，統一軍事學術思想，提出對軍語命名和使用的三條要求：「一、根據軍事科學實質正確命名；二、文字表達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國原有軍語，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用過的軍語，儘量引用，如有不統一者則統一之。」

　　1955年12月11日

　　復函軍事學院有關負責同志，談軍事譯員的培養、使用和軍銜職務待遇問題。

　　1956年9月

　　出席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6年11月

　　在上海養病期間，致函軍事學院有關負責同志，組織翻譯蘇軍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術、戰役教材，並主動承擔校正任務。

　　是年，先後發表《基本系、情報系等第二期訓練工作經驗》、《關於學習的一封信》、《學術工作要注重三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軍事學院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關於培養科學教師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問題》等。

　　1958年4—6月

　　在養病期間，校審總高級步兵學校編寫的《合同戰術教程》（上、下冊），多次指示編輯原則，親自解答問題，並親自題寫書名。

　　……

　　在幾十年軍事生涯中，劉伯承立足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縱覽世界戰爭風雲，寫下了一百余萬字的軍事著作。同時，翻譯、校譯和編譯了數百萬字的外國軍事論著，為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我國現代軍事翻譯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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