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27)

二七

　　當時資料缺乏，工作條件很差，好在劉伯承弄到了一部《俄漢詞典》；黨組織又千方百計轉送來一些參考書和資料，總算具備了一點起碼的工作條件。吳景春大姐曾經深情地回憶說：「伯承同志在上海，工作是非常艱苦的，沒有一點安逸的時候。白天，到外面做聯絡工作，到閘北等地講軍事課，夜晚用黑布罩起燈光，一字一句地翻譯俄文，常常幹到天亮。」

　　在上海短短的幾個月中，他主持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並和傅鐘、黨必剛等一道校譯了部分有關軍事技術、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譯稿。傅鐘同志在回憶當年的艱苦情形時說：「在上海，我參加翻譯了《步兵》一書，後改名為《蘇軍步兵戰鬥條令》，還有一本蘇軍政治工作條例的書。周恩來、劉伯承、聶榮臻都參加了討論。劉伯承同志對譯稿的軍事術語部分提出了明確的意見，並就翻譯的風格問題發表了看法，伯承同志曾風趣地說：『你傅鐘翻的書，很文的喲。最好再通俗一點，要符合大眾的口味嘛！』」

　　當時，在軍委特科工作的聶榮臻也清楚地記得，「到軍委工作不久，我和劉伯承、葉劍英、傅鐘、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譯條令的問題，周恩來同志對此也很贊成。當時，江西前線不斷傳來我軍勝利的消息。我們認為，翻譯一本蘇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對前線會有所幫助，伯承、劍英、傅鐘、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蘇聯學習回來的，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俄文基礎。所以，組成兩個攤子，由伯承、劍英同志負責翻譯步兵戰鬥條令；由傅鐘、李卓然同志負責翻譯政治工作條例。軍委從各方面給予支持。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這兩本書都翻譯出來了，並送到了各個根據地。這就成了我軍的第一個條令和條例」。

　　由此開始，劉伯承的翻譯勁頭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的翻譯作品如同他的軍事學術論著一樣，成為中國軍事科學的寶貴財富。看看下面這張簡要的年表，便能清楚地瞭解到劉伯承在軍事翻譯方面的傑出貢獻：

　　1932年初春

　　離開上海，經廣東汕頭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被任命為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主持軍事教育和軍事翻譯工作。

　　1932年4—7月

　　翻譯和編譯蘇聯紅軍《步兵教程》、《兵器摘要》等，作為紅軍學校教材。同時，明確提出：「不能夠本本主義全套應付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和其他軍事教程」，要聯繫中國實際，正確借鑒外軍經驗。

　　1932年8月15日

　　翻譯《蘇聯工農紅軍在戰鬥情況中的政治工作》、《軍語解釋》等。

　　1932年11月25日

　　翻譯《蘇聯山地戰鬥》一文，轉譯《法國山地戰鬥》、《日本山地戰鬥》等文，介紹國外山地戰鬥特點和遊擊概況，以指導反「圍剿」作戰。

　　1932年冬—1933年春

　　在反「圍剿」作戰前線，先後翻譯《戰鬥勝利的基本原則》、《追擊》、《對防禦的敵人進攻時主要突擊方向的選定》、《蘇聯紅軍步兵指揮員分為四級》、《蘇聯紅軍步兵主要的幾個隊形》等，介紹蘇聯紅軍戰術原則。

　　1933年4月10日

　　在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前線，選譯《退出戰鬥》一文，並在譯者附言中，批評軍事教條主義的冒險行為，指出：「退出戰鬥雖是一般軍人不願聽的事，可又是最難指揮的事，且在運動戰中又確是必有的事。」「要分析我們的實際條件，活用此原則。」

　　1933年6—8月

　　翻譯《騎兵的奔襲和抄襲》，摘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第一部）》中關於「對空防禦動作」一節、《偽裝的概則》、《怎樣是運動的防禦》、《蘇聯紅軍的通信聯絡法》等。在此期間，發表《戰術戰略的時代性及目前紅軍對戰術戰略的認識》一文，試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封建時代，資本主義初期、興盛期，以及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戰略戰術思想的變革。

　　1933年10月31日

　　轉譯德國人李璞滿所著的《班的及戰鬥集團的教練》一書中的部分內容，以《介紹兩個夜間動作的作業》為題，在《革命與戰爭》刊物上發表。

　　1933年們月

　　翻譯介紹蘇聯《莫洛托夫說明戰術、戰役和戰略在理論上的範疇》一文，幫助紅軍指揮員明瞭戰術、戰役、戰略三個範疇在理論上的互相聯繫與互相區別。

　　1933年冬

　　摘譯《蘇聯紅軍野外作戰條令》中的遊擊隊動作部分，和《任丹吉在（合同戰術）上所述襲敵後方的「穿襲」和「遊擊隊動作》等文，積極宣傳夜戰、穿襲、抄襲等遊擊戰法。

　　1934年春

　　選摘《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部分章節。同時翻譯蘇聯軍事學者屠漢捷夫氏克著的《（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說明要義》一文。

　　1934年5月13日

　　摘譯《機動的要義》，並在譯者前言中指出，我們中國工農紅軍中有些同志對機動的要義還不瞭解，在實際戰鬥中也發生有不合機動要求的現象，批評右傾軍事教條主義，強調紅軍機動作戰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先後發表《關於加強遊擊戰爭的領導問題》、《現在遊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後方開展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把敵人後方的遊擊戰爭發展到新的蘇區和紅軍》等論文，積極宣傳毛澤東遊擊戰主張，與李德等人的「左」傾軍事教條主義進行鬥爭。

　　1935年2月—10月

　　在長征途中，繼續翻譯《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並撰寫譯者前言，介紹世界軍事發展趨勢，及加強司令部建設的重要性。

　　1936年2月—8月

　　長征到達川西，堅持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鬥爭，被張國燾撤銷總參謀長職務，調任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辦學期間，翻譯《蘇軍參謀業務》一書。

　　1937年2月

　　任援西軍司令員。在翻譯蘇軍衛生勤務資料的基礎上，編擬出《現在我軍要遂行的衛生勤務》一書。

　　1938年春

　　發起和組織一二九師軍事研究會，在展開軍事理論研究和對日作戰研究的同時，組織翻譯力量，培養翻譯隊伍。

　　1938年9月18日

　　在抗日前線翻譯《遊擊主義的克服——摘譯（列寧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

　　1940年春

　　與左權合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左權譯第二、三、四、五、六、七章；劉伯承譯第一、八、九章和附錄部分，同時擔任全書校正工作。

　　1941年1月15日

　　從蘇軍《戰術備考》上摘譯出《軍隊指揮法》，並撰寫《譯者前言》，指出：「在學習中必須儘量引導到我們作戰的實際環境中，力求切合我們的需要，來發揮我們軍隊的指揮法。」

　　1942年春

　　在敵後抗戰最頻繁、最殘酷的時期，翻譯蘇聯《軍隊建設（內務條令）》一書，並著手《增修步兵戰術概則》補譯的工作。

　　1942年8月1日

　　在反「掃蕩」的作戰間隙，完成校譯和部分補譯蘇軍《合同戰術（上部）》的任務，並撰《譯版序言》，明確提出「在學習蘇聯戰術中，必須以我們自己的戰術為核心，而尋求所以戰勝日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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