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26)

二六

　　這是劉伯承苦鑽外文的真實記錄。的確，學會外文是學習軍事科學的前提，但要搞軍事翻譯還必須有堅實而深厚的軍事基礎。當時，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無疑是整個無產階級思想武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年代到30年代，蘇聯翻譯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英文著作。由於掌握了俄語這個工具，劉伯承得以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直接閱讀了列寧、斯大林的一些原著，其中包括許多軍事論著。同時。他還學習和研究了蘇聯紅軍的各種條令，有關司令部建設的現代軍隊組織指揮的知識，以及正規戰，遊擊戰戰術，軍區和野戰部隊的建設等較為系統的軍事理論。在莫斯科的圖書館裡，他還廣泛涉獵了歐洲較為著名的軍事家——拿破崙、老毛奇、小毛奇、克勞塞維茨，庫圖佐夫等人的事蹟和論著，較充分地接觸了歐洲的戰爭歷史和西方軍事思想。這一切，都為他日後的軍事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緊張的學習和訓練之餘，學校還組織中國留學生到蘇聯歷史博物館、達爾文紀念館、列寧紀念堂和紅軍博物館以及其他地方參觀訪問。劉伯承自覺地把這些活動作為瞭解蘇聯歷史和學習俄國語言的極好機會。

　　1928年春天，他和同學們曾到列格勒旅行，參觀夏宮和冬宮，訪問十月革命的總指揮部——斯莫爾尼學校。瞻仰了列寧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以及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起義時的指揮部舊址。他聯繫自己參加領導瀘州、順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實際，認真學習列寧關於組織武裝起義的論述，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冬宮裡，他還看到了大量中國的古董和珍寶，其中多是沙皇軍隊鎮壓義和團運動時從北京劫奪去的。這些史實，更促使劉伯承進行歷史的聯想和深入的思考。

　　在莫斯科的日子裡，高級步兵學校和其他學校的中國留學生經常相互往來，切磋學習體會，交流國內的各種信息，互相傾訴思念家鄉、思念親人之情。當時，吳玉章、葉劍英等在中山大學就讀，劉伯承便常去看望他們。遇到節假日，同學們也都彙集到劉伯承的住處聚一聚，暢談留學的收穫。有時還借他的特殊「供給證」打牙祭，或是到郊外野餐。伍修權曾回憶說：「早在1928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時就認識劉伯承同志。當時他在南昌起義部隊失敗後，來到蘇聯莫斯科留學。我在步校時每月有三十盧布津貼，我不抽煙，就用它去改善伙食，常在星期天去中國飯館，也就在那裡碰到劉伯承同志幾次。記得我們那時特別愛吃辣子雞下、炒肉片，都是中國風味。開飯館的中國人真有辦法，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到農村去搞到雞、肉、蛋和大米、我們知道他早已是川軍的將領，是把他當作前輩看待的。」

　　那時我國國內政局的動盪和蘇共黨內鬥爭的波動，對莫斯科城內的各派留學生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有的青年捲入到托洛茨基的渦流，有的青年投入到國民黨右派的懷抱，有的青年遠避「世俗」，飄流到英格蘭、美利堅去找安樂的去處。劉伯承面對這種形勢，總是以「大哥哥」的身份，闡明我黨的原則立場，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揭露託派的真面目，盡力團結國民黨和馮玉祥部的左派留學生，勸說他們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走革命的正道，爭取成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劉伯承的一言一行，對團結革命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些曾經徘徊的人變得堅定了。一些曾對我黨有成見和隔閡的人，逐漸理解了我黨的主張和政策，慢慢地靠攏到革命陣線一邊。在蘇聯軍事界的中國留學生中，大多數堅持信仰馬列主義，堅持進行革命。他們陸續回國以後，為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做出了巨大的成績。

　　【15.誰能相信，行伍出身的元帥是我黨最早的編譯科長，
　　而且是上海亭子間冒出來的翻譯家。】

　　在今天繁華的大上海，誰也不會留意老租界上愚園路這一幢兩層的小樓。在30年代，這兒曾是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機關的一部分，也是現代中國最早的一座翻譯所。

　　1930年春夏之交，劉伯承和左權等經由滿洲里秘密回國，到達上海。

　　上海是劉伯承比較熟悉的地方，遠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就邀集兩位少年時的同學到這裡找革命黨，找生活的出路，結果空手而歸。1914年，他在四川參加討伐袁世凱的戰爭，戰敗後遭到當局通緝，被迫流亡上海，曾生活在霞飛路一帶。1925年間，他為尋找真理專程到上海考察，會見過當時党的負責人，隨後便在四川加入了共產黨。當他1926年再度重遊上海外灘的時候，已經擔負著四川軍事暴動的領導重任。對於1927年冬天從上海登上蘇聯貨輪的往事，他更是記憶猶新。

　　30年代初的上海，仍然是冒險家的樂園、白色恐怖下的世界。當時，我黨的領導機關處於極端秘密的地下活動狀態。一些同志因工作需要，被派往中央蘇區。當時，蘇區的鬥爭正處於極艱苦的時期，但蘇區又是革命勝利的希望所在，所以，劉伯承非常渴望儘快奔赴蘇區，同毛澤東、朱德一起戰鬥。

　　然而，黨卻交給他另一項重要任務——譯書。此間，中共中央軍委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正集中力量組織從蘇聯歸國的同志，從事軍事翻譯工作，為軍委訓練班和各地武裝鬥爭準備教材。周恩來告訴他，譯書同樣是一項開拓性的事業。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軍事著作，以及體現上述思想的軍事論著翻譯過來，奉獻給黨內負責武裝鬥爭的同志，以指導當前的革命鬥爭，是極為重要、極有意義的工作。

　　劉伯承是一位組織紀律觀念很強的共產黨員，他愉快地服從了黨的決定，擔任了軍委編譯科長。就這樣，多少年後在劉伯承的工作履歷表上，清楚地記載著：「1930年—1931年，在上海軍委任譯書工作。」

　　劉伯承先居住在上海愚園路一幢兩層樓房裡。他化名「林直木」，取林中直木之意，以教書為職業掩護，在亭子間開始了地下譯員生活。劉伯承在愚園路的寓所，實際上成了我黨最早的地下翻譯所。

　　聚集在這個地下翻譯所周圍的，是一支翻譯水平較高，戰鬥力很強的隊伍，其成員大多由蘇聯學習回來，有一定軍事專業知識和較深厚的俄文基礎。如傅鐘，早年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專攻軍隊政治工作，對政治工作頗有研究。朱瑞於1927年夏天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隨後又轉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是該校中國連的高材生。党必剛早年由馮玉祥部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各科成績皆優，後在劉伯承的引導和幫助下積極靠攏黨組織，被吸收參加了軍事翻譯工作。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為了避開國民黨反動派的耳目，劉伯承曾先後四次搬遷住處。然而，就是這樣也經常遭到敵人的盯梢，地下譯員隨時都有被反動派抓捕的危險。有一次，劉伯承按規定時間，往約定地點去接譯稿。突然，他發現聯繫入黨必剛被人盯梢，回避已經來不及了。他十分鎮靜地走上前，接過譯稿，迅速換上早已準備好的假封面，並以暗號告知對方：後面有「尾巴」。然後，他從容地走了一段路，滿不在乎地倚在電線杆旁，翻看起譯稿來。那條「尾巴」走過來瞟了一眼，見封面是一本「色情小說」，覺得沒有什麼油水可撈，徑直往他處尋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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