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19)

一九

　　當晚，賀桂如就把這塊20餘年來一直污辱著中國人民的石碑炸了個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慘案成了一副催化劑，賀龍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昇華。他對待這一反帝愛國運動的鮮明態度，便是最好的證明。

　　趙恒惕的湖南當局對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採取了摧殘與鎮壓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辦理。唯有賀龍，公開支待這一運動。他發出電報，邀請長沙一雪恥會」代表來澧州演講，鼓勵澧州人民開展反帝愛國運動；他通電聲援上海的工人、學生，捐鉅款資助。長沙《大公報》報導說：「澧州鎮守使賀雲卿氏，以此次『五卅』慘案，舉國忠憤，……滬上罷工人數已達數十萬，自應設法援助，悼克堅持到底。愛於昨日（7月5日）致電駐省辦事處嚴仁珊秘書長，就近由長沙中國銀行匯寄捐助三千元，以資救濟，並另電上海『五卅』慘案失業工人募捐處查照。」長沙「雪恥會」代表來到澧州，賀龍指定有關方面召開歡迎會。

　　在賀龍影響下，第一師的官兵大都積極支持這一運動。二旅旅長賀敦武給上海、長沙兩地工人、學生和「雪恥會」發出電報，慷慨陳詞：「滬上外人殺我學生、工人，駭聞之餘，不勝髮指。敦武遠從戎行，不克躬歸弔唁，無任慚愧。探望諸君猛力奮鬥，件達到圓滿解決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聞匹夫有責之義，願率數幹健兒，誓為後盾。謹此電聞。湖南道州鎮守使轄步兵第二旅旅長賀教武率全旅官兵簡叩。」這樣一種支持反帝愛國運動的鮮明態度，在當時的軍隊中是很少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常德聲援「五卅」慘案的愛國運動也很激烈。學生、工人打著「國存家存，國亡家亡」的標語，喊著「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號進行了大遊行，遭到當局的毆打，數十人受傷，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學。賀龍聞訊。；趕到常德，在武陵花園酒家請桑植籍來常德讀書的學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飯。

　　賀龍在聚餐會上說：「我聽老家人說，你們當中有人竟敢趕跑了在常德行上動手打農民的外國人，這真了不起！」

　　大家指著彭玉珊、朱茨堂兩位同學說：「追趕洋人的就是他們。」

　　賀龍翹起大拇指說：「趕得好，有志氣，中國人的志氣。有人說，湘西人蠻得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們的時候，就請他們唯點蠻味吧！」

　　吃飯過程中，賀龍對大家說：「現在我提幾個問題，向同學們請教。一是我們國家為什麼不太平？二是怎樣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樣才能因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學們發了言。他認為，為什麼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國家不統——。內有軍閥混戰，南北爭鬥；外有列強侵略，挑動內戰；經濟上，工廠太少，洋貨充斥，加上國人耕者無其田，國不富，民不安，哪來太平？他說：「要想太平，重在制止軍閥混戰，貴在堅持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大家致力建設國家。」賀龍細心地聽著，帶頭鼓起掌來，稱讚他們有見識，不愧是桑植人的優秀子弟。後來，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師範開除。賀龍資助一百塊銀元，送他到廣州，進入了毛澤東辦的政治講習所，成了桑植縣第一個共產黨員。

　　賀龍如此旗幟鮮明地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反帝愛國運動，並非僅受民族自尊心所驅使，而是長期思想演變的必然結果。軍閥官僚們也看到了這一點。1925年10月10日，趙恒惕在長沙召開湘軍首腦會議，興兵討伐賀龍。他委任的討賀前敵總指揮、湘軍師長葉開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揮賀耀祖、劉樹、陳渠穆聯名發出的討賀通電中就說：「賀龍駐法數月，即稍有蓄財者，無不避涉境外。」可見，他們認為，賀龍正在赤化，故須興兵討伐。這從反面證明了賀龍思想上的飛躍。

　　這麼強大的兵力壓境，賀龍只得離開津澧，遠避川黔邊境。

　　他對部下說：「趙恒惕為什麼打我們？因為我們軍隊一為救國，二為救民，所以他們穿不得我們。」

　　一點也不錯，賀龍此時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飛升。

　　【6、十年征戰，十年探索，元帥要尋找新的革命之路。有人給他介紹了蘇俄。
　　「中國也有共產黨，他們怎麼個『共』法？」他想弄個明白。】

　　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

　　1924年秋，賀龍身為建國聯軍先鋒通電回湘，借道北伐。進湘西，奔湧陵，地方武裝紛紛來投，湘西王陳渠珍遠避鳳凰縣，何其威風！何等瀟灑！一年以後，他卻被趙恒惕興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貴州鋼仁，寄人籬下。真可謂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一向樂觀豁達的賀龍，此時不免有一絲沮喪。他除了收編一些原滇黔建國聯軍的零散武裝，吸收部分知識青年，開辦防營軍官學校，進行部隊訓練，等待時機之外，幾乎無所事事。這次挫折，使他對廣州政府幾乎失去了信心。孫中山幾次失敗，幾經奮起，到現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言。眼下的廣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繼承孫中山的政策，貫徹孫中山的主張，把革命進行下去，難以捉摸。他對孫中山借助軍閥部隊統一中國的確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難道只有一條路？有沒有比孫中山更好的路？從湘西暴動到現在，他已經征戰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現在是尋找另一條路的時候了。因為，他已經接觸到了不少新的思想，這些思想在呼喚著他。

　　1921年，賀龍率部駐防桃源，常和桃源縣的一些知識界人士接觸。當時的桃源，受「五四」運動影響，新文化運動頗為活躍。桃源有兩所著名的學校：桃源女子師範和省立第二師範。這兩所學校中一些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等發起的新民學會影響下，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傳播救國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師範組織的愛國宣傳團，名揚三江四水。這兩個學校的校長彭施滌、田佐漢、陳伯陶都是賀龍的座上客。

　　桃源女師校長彭施滌，早年留學日本，同盟會會員，因反對日本政府《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憤然歸國，創辦中國公學。1917年，任國會議員，並隨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後來，返鄉出任女子師範校長。「五四」運動後，他四出考察，、銳意革新，為辦學籌集資金，不借典當衣服首飾。女師的愛國宣傳團就是他扶植起來的。湘西籍作家沈從文說：「彭施滌先生在桃源，辦學多年，以頭腦開明而對學生有顯著影響。男女同校運動都出自這個學校，不久，即推廣全國。」

　　賀龍對彭施滌的革新精神和女師的愛國行動十分欽佩，不僅經常予以物質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無姑、女兒賀金蓮送進了這所學校讀書。

　　陳伯陶，賀龍的同鄉，其父陳南星，為湘西著名開明土外。賀龍曾率部駐紮他家，與陳伯陶早已相識。陳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讀，加入了同盟會，後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是中國留美學生會會長。巴黎和會期間，組織「愛國委員會」，要求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是一個接受過歐美文化的薰陶、頗有愛國思想的學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師範一直被譽為「湘西政治搖籃」，培養出了不少政治家。共產黨裡的林伯渠、膝代遠、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這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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