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18)

一八

　　這種變化，又一次促使賀龍對自己腳下的路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顧了自己追隨孫中山走過的每一段路程，發現每次孫中山發起的革命行動，諸如援鄂護法、四川討賊、興兵北伐，開頭都頗轟轟烈烈，但最後不是歸於失敗，便是半途而廢。這是為什麼？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張有什麼錯，而是孫中山沒有可靠的力量。孫中山身為大元帥，卻沒有軍隊，沒有槍，而是借用擁護他的那些南方軍閥。用軍閥打軍閥。這些人各有所圖，隨時可以變臉，所以，在革命過程中，「窩裡鬥」不斷，隨風四下飄。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會兒與北洋政府勢不兩立，一會兒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稱臣，其結果是中國政局總是動盪不定，革命停滯不前。在四川討賊時，他就有了這樣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劉達伍談起了討賊失敗的原因。

　　劉達值問道：「你覺得廣東怎麼樣？」

　　賀龍說：「孫中山是個偉人，老百姓是擁護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槍。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錢。這不是當商人，可以借錢做買賣。」

　　這時，他的思想已經起了某種變化，對孫中山的做法產生了懷疑，也想探求一條新的路。他同劉達曆議論過俄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但是，那時他仍堅定地相信孫中山，懷疑也僅是懷疑，對於俄國革命和共產黨也並不瞭解，何況，又處於國共合作時期，因此，這種思想上的變化，僅僅象一道閃電，雖很強烈，卻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後，他還讓劉達伍去廣州面見孫中山，希望與孫中山取得直接聯繫。

　　現在，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了。他覺得孫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誰的問題上搞錯了，雖然，中山先生已經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但在軍事上卻依然如故。孫中山去世後廣州政府會發生什麼變化，他心中沒有數，但卻不信任他們，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廣東，即便有湯子模興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產生這樣那樣想法，思想上感到迷們的時候，趙恒惕任命他為港州鎮守使，於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為民謀利上。在澧州，他採取措施全力救災，整頓金融，開辦教育，整治腐敗，打擊投機，發展生產，真有點子勵精圖治，造福一方之勢。

　　這裡舉兩個例子。

　　這年夏秋之交，法屬各縣「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災。賀龍緊急召開救災賑荒會議，通過了「買穀備荒案」，決定實行幾項措施：1．免除田賦的附加部分，將收來的田賦款項採辦糧食，散發救濟貧民；2．在澧州設立大米平祟處，實行糧食平價買賣，不准囤積居奇，哄抬糧價，有糧必須隨市價賣出，不准待價而沽。當時報載：「賀使近以亢旱異常，為救濟米荒起見，傷商會趕急召開各公法團體會議，趕次平祟，借資救濟。」「該處決定，定於本月5日開始平祟，地點暫設商會。每日上午6時至12時止，每升米價二百八十文。」3．按會議決定，責成殷實富戶，預繳一年田賦的正洪，迅速籌辦糧食賑災，拒不繳納者，交公署重辦。4，號召鄉民廣種雜糧，並規定，各縣不准閒置耕地；嚴禁種植鴉片，以免妨礙種穀；定期派員到各縣督促檢查廣種雜糧以自救。

　　由於這些措施的貫徹，追屬各縣的災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轉，逃荒災民紛紛回鄉重建家園。

　　在這次緊急會上，還通過了一個「維持教育經費案」。賀龍在會上說：

　　「這第三案比第一案（「買穀備荒案」）更為重要。教育是開發民智的根本。現在的學校，不能不整頓！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在升學上，一個也考不上，這樣一剃頭的學校簡直等於零。」「初小是升學的初步，尤其應當注意。日本戰勝俄國是歸功於小學教育，也歸功於小學教員。」

　　會議提出了三條意見：「嚴格選擇教員，免誤青年」；學風不正，系「由校長因循所致，對校長尤須嚴格考察」；「教育經費之困難，大都由專管人虧空。以後反對虧空學機無論何人，逃往何處，須通緝追繳嚴辦。」會議期間，還組成了學務委員會，具體負責整頓學校工作。

　　在這次會議上，賀龍還提出了「整頓金融案」「整頓道路案」，大力整頓了金融，打擊了濫發「市票」．投機倒把；他派出工兵營，修築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專又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修築了渲縣至臨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眾。

　　這樣，一段時間以後，追屬各縣災情減輕，民心安定，形勢很好。據當時的報紙報導，津港一帶出現了「土勸學業，農販田疇，商遷有無，工專制作，人守其業」的局面。

　　有位名叫羅武帥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賀龍鎮守「九澧」之業績，在賀龍外出視察，途經其家鄉時，寫了這樣一條藏頭對聯貼於街口：

　　賀其來蘇，草食壺漿以迎。
　　龍行於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見，賀龍在澧屬各縣受民擁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個怪物。你看它並沒有什麼變化，其實是在微妙地轉動，一旦遇到某種外部條件的催化，便會發生明顯的甚至突然的變化。

　　賀龍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時候，上海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湖南各地紛紛成立「雪恥會」，聲援上海人民的鬥爭。

　　對於帝國主義，賀龍歷來深惡痛疾。四川討賊，扣押日本「宜陽九」，早已名聞迭爾；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舊府坪衙門，有一塊兩米來高的「辰州教案」碑。賀龍返湘北伐，駐紮流陵，看到了這塊石碑。他問秘書長侯宗治和警衛營長賀桂如，這塊碑是怎麼回壯。候宗治告訴他，這是1902年立的。所謂「辰州教案」過程是這樣的：當時有兩個美國傳教土唆使一個姓肖的壞女人製造了一場流行病，群眾病死千餘。當老百姓弄清緣由之後，便捉住肖姓女人，沖進教堂，興師問罪。在群情激憤之時打死了兩個傳教土。事情發生後，攝于英帝國政府的壓力，除將辰州官吏一律革職查辦外，還吊打了三百餘人，並將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炮轟死。英帝國主義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銀8萬餘兩，還強迫當局刻了這塊大碑。這塊碑，一面刻著英帝國政府給清政府的「抗議書」，另一面刻著清政府懲辦辰卅官吏的「上諭」。

　　賀龍聽了，圍著石碑轉了一圈，勃然大怒，罵道：「他娘的，這太可惡了！太丟人了！打死了兩個洋人，賠了八、九萬兩銀子，殺了那麼多老百姓，還殺了兩個正將，兩個遊擊，還要一五一十地寫上，立他媽的那麼大塊石碑，把中國人的臉給丟光了，簡直太可惡了，太欺侮人了！」他當場下令：「你們給我把它炸掉！」在賀龍眼裡，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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