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徐向前(34)

三四

　　一天，穿花旗袍的女「交通」又來了。她著重地把一本《牡丹亭》又稱《牡丹亭還魂記》放在徐向前手上說：「保存好，快看，三天內我要取走。」

　　徐向前沒讀過《牡丹亭》，卻知道是明代湯顯祖的名著。說的是少女杜麗娘，被父母禁居深閨，夢中與一書生柳夢梅在牡丹亭畔相愛。她愁病憂鬱死後，游魂找到柳生，令其掘墳而再生。後兩人又相會人間，終成恩愛夫妻。這個還魂的愛情故事，連鄉下人都聽說書的說過。徐向前奇怪：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怎麼送來這麼本書？他翻開書皮，第一頁卻是張白皮，再翻一頁，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躍入眼底。哪裡是《牡丹亭》啊？這是一部偽裝在《牡丹亭》書皮裡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文件！

　　徐向前翻閱著。在《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共青團工作決議案》等文件中，講到中國與世界革命、現時形勢與黨的總路線、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危險、反對帝國主義、軍事問題與士兵運動……使徐向前大開眼界。他反復讀著有關當前形勢估計、反對機會主義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八七」會議那些段落。

　　「……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現在，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的勢力還超過工農，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他們都是使黨脫離群眾的。」因為徐向前親身參加過廣州起義，特別細細讀著這樣一些話：「廣州起義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大會特別號召各級黨部，要詳細研究廣州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豐富的經驗。」……

　　一段段文字，一句句話，遠遠比杜麗娘還魂的故事更能使革命者動心。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寫道：「『六大』的決議，寫得很好，讀起來很解渴。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關於當時革命處於低潮的論斷，關於既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又要反對『左』傾盲動主義的問題，關於建立工農紅軍和發展根據地的任務，等等，都在我的腦子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愛讀書、愛思考的徐向前，捧著那本假《牡丹亭》，反復讀，認真想。他靜心地思考了許多問題。特別是聯繫到大革命失敗後，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使他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的軍事鬥爭，離不開正確政治路線和策略的指導，否則將一事無成。

　　廣州起義和東江遊擊戰，是徐向前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開端，也是他從事遊擊戰的第一個舞臺。正是從挫折和失敗中，他得到了教訓。在《歷史的回顧》中他寫道：

　　第一，在對形勢估計上，只看到海陸豐地區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國革命處於低潮的總特點，那個時候動不動就講「高潮」、「進攻」，說什麼敵人「潰不成軍」、「臨死還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對於軍閥勢力的聯合進攻及鬥爭的艱巨性、長期性缺乏應有的準備。敵人的「進剿」來臨，步步被動，束手無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問題上，仍是奪取城市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樹立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所謂「反對上山主義」，反對去粵贛邊界堅持遊擊戰爭，更是證明。

　　第三，在軍隊建設上，沒有正確解決主力紅軍與地方武裝的關係。搞根據地，搞遊擊戰，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隊，只有不斷加強主力部隊的建設，使之與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的鬥爭有機結合，才能戰勝敵人發展根據地。而特委的方針卻與此相反，失敗的命運當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遊擊戰的戰術上，不懂得避強擊弱，有進有退，有遊有擊，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義。「以卵擊石」，焉有成功之理！

　　〖13.從上海亭子間走進大別山。紅軍打了勝仗，眾人才曉得一個能人來了，他就是徐向前〗

　　雄偉多姿的大別山，像條巨龍橫臥在湖北、安徽省界上。

　　這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說井岡山是中央紅軍的誕生地，大別山則是紅四方面軍的搖籃。從1927年「黃麻起義」開始，這裡就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軍。黨中央十分重視開拓發展這塊革命根據地。從大革命失敗後，就把一批批將才派進大別山。除了黨政領導人張國燾、沈澤民等人，軍事指揮員有：

　　徐向前、曾中生、陳昌浩、許繼慎、曠繼勳、陳賡、倪志亮等等。

　　徐向前算得上最早走進大別山區的一個。經過是這樣的：

　　1929年3月，徐向前從九龍轉入上海後，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個人，住在黃浦江邊的泰安客棧。客棧的老闆娘，一眼就認出徐向前。五年前，徐向前考黃埔軍校時住過這裡，兩年前，從武漢來上海在這裡落過腳。他隱隱地意識到這泰安棧似乎與地下黨有關係。老闆娘30來歲，打扮得挺俏，一臉上海女人的精明和溫柔相，普通話倒也流利。她見徐向前這位「回頭客」，笑得更甜，點煙倒茶。她從不問客人從哪裡來到上海做什麼。只是說說上海的氣候，講講黃浦江的大潮。

　　徐向前奉命來上海，找黨中央。他知道彭湃、袁裕正在上海，卻沒處打聽。事實上，紀律規定，不准打聽任何一個熟人，除了領導上提起某某人，才可以問幾句。他不知道，黨中央會安排他做什麼。

　　過了三天，一位女「交通」帶路，他們又轉移進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個亭子間。三層樓頂，一個小閣樓，只有一個小窗戶。

　　自己燒飯做菜，不得外出。這安排，使徐向前感到在泰安客棧可能暴露了目標，只有進了租界地，才比較保險。外邊是印度人當巡警，國民黨軍警、特務不得隨意闖入租界地。在這「保險」地徐向前住了幾天，一塊從東江來的王和峰等四位同志被分配去了湘鄂西地區，他和桂步蟾每天坐等分配工作。小小亭子間悶熱難熬，大小便都得坐馬桶，對從戰場上滾爬過來的軍人，這種生活像在監獄一樣難受。其他同志從早到晚走棋子，徐向前只顧看書、看報。他很希望「交通」像在九龍那樣，送一本《牡丹亭》來，可是白色恐怖的上海，黨的地下工作一個字都不給傳。

　　一天吃過早飯，一位穿長衫、著布鞋、中等個頭的人由「交通」引進來。說話掩不住廣東口音，額頭和長相都使人猜出，是廣東人。他是中央軍委書記楊殷。見面之前，他已經知道了徐向前的情況與經歷。

　　「你們最後在海豐那邊好苦呀！」楊殷開口就提廣東，「廣州暴動，你在工人赤衛隊，我也在那邊，不認識呀！」

　　「我在第六聯隊，」徐向前說，「作戰時不在一個方向。」

　　「你是黃埔幾期？」楊殷問。

　　「第一期。」

　　於是他們說起黃埔軍校的一些事。楊殷是1922年加入共產黨的，一直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中共廣東省委委員，著名的省港大罷工，他是領導人之一。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在黨中央主要負責軍事方面的工作，一些著名的軍事幹部的履歷，都寫在他心裡。雖然和徐向前沒見過面，卻也知道這是位軍事人才。他問徐向前，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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