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中國元帥徐向前 | 上頁 下頁
三三


  陳鬱問:「往後怎麼辦?」

  徐向前說:「只要下決心堅持下去,敵人是不可怕的。」

  陳鬱又問:「能堅持嗎?」

  徐向前淡淡一笑,望著外邊崇山峻嶺,說:「有山,有水,有野菜,還有群眾給送點東西,不會餓死。熱水洞的水,一年四季是熱的,還可洗熱水澡哩!」

  勝不驕,敗不餒,是革命家應有的品格。大革命失敗、廣州起義失敗以及東江這近一年的鬥爭挫折,像磨刀石,一次次磨煉著徐向前的身心。他雖然才28歲,卻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邁開了大步。他認為,要革命只能這樣對待眼前的環境。撤退沒出路,廣州是敵人的,東江各縣城鎮是敵人的,紅軍唯有依靠山頭,休養生息,死裡求生,困難中求發展。他熟讀過《水滸傳》,那些英雄豪傑占山為王,能生存、能發展,紅軍是為共產主義事業,今日總比梁山好漢有出息吧!

  徐向前不灰心、不氣餒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著陳鬱。他十分敬佩這山西佬,這黃埔生。他向徐向前傳達了中共廣東省委的決定:革命處於低潮,保留骨幹至關重要。紅四師幹部要分批轉移出東江,保存好這部分革命力量。

  從這之後,徐向前和劉效閣率領的紅軍,按廣東省委決定,在地方黨的安排下,開始分批轉移。地方党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動,首先分批轉移傷病員、女同志,接下來轉移身體虛弱的年長者和小同志。

  山下敵人封鎖不緊時,隔幾天,送走一批人;山下風聲緊了,暫時停止行動。

  山中的紅軍,一天天減少。1928年底,在徐向前和劉效閣身邊,只剩二十幾人了。多是營團幹部和警衛員。俗語說:「人少好吃飯」,他們在新年那天,美美地會了一次餐——吃了頓白米煮山竽。

  新年過後,1929年1月,廣東省委發出指令,要徐向前和劉效閣等最後一批人撤出蓮花山。轉移的路線是:經惠州去九龍。「交通」還給每個人帶來些銀元和港幣。

  深夜,徐向前和同志們離開蓮花山熱水洞,心裡說不出是悲、是喜,是福還是禍。作為紅四師最後一名師長,徐向前這一去,說明這支部隊不存在了,這使他傷心;想到死去的師長、黨委書記和倒下去的許許多多戰友,他又慶倖自己是倖存者。他將去哪裡,命運又如何?一切只好聽從黨安排了。

  沿著山間小路,走到天亮,他們在「交通」的引導下,奔到山下一個小村。在村頭一戶人家停下吃飯。這戶人家一位老漢和一位少女,他們已經把飯做熟,碗筷擺好。徐向前他們進門後,和那老漢、少女用手勢打個招呼,幾乎什麼話也沒說,坐下就狼吞虎嚥。雪白的米飯,鹹菜、辣子,還有肉!大家已經是多半年沒見這樣飯菜了。有的人吃著碗裡,眼看著鍋裡。徐向前怕大家撐壞了,走不了路,輕聲說:「少吃點,少吃點!」

  飯後,他們踏著晨露,繼續上路。小路轉大路,大路轉公路,方向是惠州。徐向前三年多以前參加黃埔軍校東征,曾經到過惠東。他知道那是個大鎮,曾經是軍閥陳炯明的老窩。敵軍肯定防守嚴密。他們這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去,那不是羊群入虎口呀!想著他當即停下,和黨代表劉效閣一合計:二十幾人分成兩路,繼續西行。

  「你帶一路,我帶一路,九龍會合。」徐向前向劉效閣說。

  「好,九龍會合!」劉效閣重複著他的話,高興地微笑著。

  黨代表和師長,各領十幾人,分別上了路。大家走出了深山,又吃了頓飽飯,精神足了,情緒高了。只是一個個面黃肌瘦,長長的頭髮,鬍子拉碴,衣服雖然改換成農民,卻仍掩蓋不了那副狼狽像。徐向前一路走,一路觀察,心中很不踏實。他們現在已是赤手空拳,武器全部留給了地下党的同志,掩埋在山裡了。軍人一旦手中沒槍,勇氣銳減。萬一碰上白軍,只有束手就擒了。走到天黑,徐向前停下來對同志們說:「越往前走,距惠州越近,為了減少目標,明天小隊應再分三批走。今晚不進城,在野外過夜,明天一早去汽車站,乘去樟木頭的頭班車。」

  大家無話可說,一切聽師長的命令。各人找個地坎,蜷縮著睡下。只是誰都不願意離開徐師長,認為跟在他身旁安全,同時又想保衛著首長。徐向前似乎猜透了每個人的心,他心中寫了個分組「名單」,不等天亮,叫醒大夥,叫著名字,讓大家分組起程。每編成一個組,他囑咐一聲:「提高警惕,照黨小組會上說的辦!」

  還在下山路上,他們邊走,邊開了黨小組會。會上每人都表了決心:萬一路上分散,一定去九龍找黨組織。萬一被白軍抓去,至死不能說出黨的秘密,永不叛黨!

  惠州城的白軍和民團,此時絕沒想到,還會有共產黨的紅軍人員,特別是紅四師的師長、團長們,會從惠州過路。他們心中的紅軍,已凍死、餓死在大南山了。因此,惠州防備甚松。徐向前頭戴一頂絨線帽,手上扛根竹扁擔,裝扮成進城挑腳的挑伕,和三個同志,混過民團的耳目,走到汽車站,登上了頭一班開往樟木頭的汽車……

  一路上,徐向前和三個同伴,靠地下黨的掩護和他們自己的應變能力,來到了九龍,被一名地下「女交通」,引進一座單門獨院的小樓上。徐向前這才長長喘了口氣。可是他每天又掛念著黨代表劉效閣,掛念著一路分散行動的戰友。

  今天走來幾個,明天又找來幾個,五六天過去了,卻始終不見黨代表劉效閣。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途中,我們這一路的同志沒遇上什麼麻煩,陸續到達九龍。但劉效閣那一路人,卻杳無音訊。我後來也沒打聽到他們的下落,估計是被敵人抓住殺掉了。」

  九龍和香港,對徐向前說來,既陌生又熟悉。他在讀師範、教小學時,就知道香港、九龍的歷史:那是清政府腐敗、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鐵證。凡是有知識的中國人都知道:第一次鴉片戰爭後,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要員在南京江面英國的軍艦上,與英國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條約中除賠款白銀二千一百萬兩,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等等外,把原屬廣東省寶安縣的香港,割讓給英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58年5月,清政府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除賠給英國白銀四百萬兩、法國二百萬兩,開放一些港口等等外,還把香港對岸的九龍等地域割讓給英國。

  徐向前在黃埔軍校時,同學們談歷史說抱負,曾說:革命成功後一定要收復香港、九龍。如今他流落在九龍,逃犯似地躲進英國的租界地,心中感慨萬千。他慶倖廣東省地下黨有這塊跳板,有這個避風港;又為中國人住在中國的地方算是進了「外國」而憤憤不平。

  地下黨安排一位老工人,每天來給他們做飯。徐向前好像得了饑餓症,總覺著吃不飽,白米飯吃一碗,又吃一碗,胃像是個沒底布袋。「交通」送來的書刊從頭到尾一行、一頁不漏,他的精神也太饑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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