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34)_力平

三四

　　一九六〇年糧食產量是二千八百億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億斤減少了三成。那時候，全國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全國六億人口，城市人口一億二千萬多，「大躍進」多了二千九百萬人進城吃商品糧。國家需要有三百六十億到四百億斤的糧食庫存，才能調配得開，保證正常供應，而一九六〇年國家庫存只有一百八十多億斤，除了供應城市外，農村還需返銷上百億斤糧。有的大城市如瀋陽、大連只有幾天的存糧。許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每週要召開三四次會議專門討論糧食問題。他要秘書制定了一張像「哈達」那樣的糧食大表，上面記著各省、市的糧食數字。他對表上的數字記得非常清楚，根據實際需要和可能，親自決定向各地調撥糧食，並且下決心進口糧食、精簡二千萬人下鄉，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並作出決定。

　　為了渡過困難，周恩來抓糧食抓得很細。當時的糧食部部長，一個星期要被找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好幾次，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時晚上九十點鐘或十一二點鐘去，談到淩晨三四點鐘。在深夜，鄧穎超就送去一些餅乾等，偶爾也端來一小碗素掛麵。這都是周恩來自己出錢，不向國家報銷的。那年月，中央經常召開的討論糧食問題的會議，都是由周恩來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說過：管糧食、管吃飯的分三線。糧食部在第一線，由他們先同各省區協商，能夠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線是李先念，糧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請出來。第三線是周恩來，李先念同他們商量不下去，最後就把周總理請出來。於是，周恩來就把糧食部領導人帶上去拜訪，一個省一個省地定。那時，調動六百萬斤糧食，都要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直接抓糧食工作，是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的，大約一直抓到「文革」開始。糧食情況開始好轉，是在一九六四年以後，產量逐漸回升，到一九六六年已回升到四千億斤左右，城市供應比較好了。為了解決六億人民要吃飯這個大問題，周恩來在那幾年中確實是操碎了心。幾年工夫糧食問題逐漸解決了，然而周恩來明顯蒼老了。

　　「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重大失調，到一九六〇年，眼看這種「躍進」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這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來要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到九月五日，國家計委黨組四次向周恩來彙報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意見。國家計委原來提的意見是：「一九六一年是經過『大躍進』後的一年，根據中央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國民經濟隨著重進行整頓、鞏固和提高」；「編制明年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周恩來聽取彙報後，改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不但補充了「充實」的內容，而且把「整頓」改為「調整」，使內容更加廣泛，突出了扭轉比例失調的含義，更切合當時經濟形勢的需要。這個方針，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進一步提出，這三年的缺點錯誤最集中的表現是指標定高了，建設規模搞大了，調整首先是調整各種比例關係，當前調整的主要任務是：第一，決定退夠，留有餘地；第二，重點調整，打殲滅戰；第三，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後來，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八字方針是「以調整為中心」，「是一個既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又為長遠打算的積極的方針」。「在我國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發展中，出現了許多不協調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不協調的現象，為了鞏固已有的成績，為了給以後的國民經濟的新的大發展創造條件，就必須用一個較長時間，即用幾年的時間，通過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

　　中國六十年代初的經濟調整時期，正是國際上風雲激變的多事之秋。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急劇惡化，中印邊境發生爭端以至中方被迫自衛還擊，美國瘋狂擴大侵越戰爭，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為了反對國際上的霸權主義，支援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保障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周恩來不得不經常忙於處理大量的緊迫的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調整經濟的任務十分繁重複雜，周恩來認為自己既然是政府總理，就責無旁貸。他毅然地挑起了領導經濟調整、親自指揮調度的重擔。他向幹部們闡述多難興邦的道理，號召大家同心同德，團結一致，戰勝困難，勤儉建國。一九六〇年十月，他親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十一月間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這兩個文件的頒發執行，對於當時刹住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生產關係，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討論起草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書面報告時，周恩來對所有制問題提出，應該「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寫進去」。這個思想，是對於多年來農業上的「左」的錯誤的總結和批評。

　　八字方針的具體內容，完全是為著解決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的，主要是解決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和農輕重比例關係。對這個方針，從提出到貫徹執行始終存在著爭論，中心是調整是否必要。周恩來堅持了這八字方針，措施堅決，國家的經濟回升得比較快。到一九六三年冬討論一九六四年計劃時，又有人提出說調整任務已經完成了，又可以開始躍進了。周恩來認為還要調整，要一直調整到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九，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基本上恢復正常，市場供應顯著改善，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經濟工作走上了軌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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