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8)_力平

八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設在上海，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是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共中央一月三日的決定，已經引起了江蘇省委的強烈反對，省委召集上海各區的黨委書記開會，進行宣傳反對中央。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周恩來終於說服了向忠發、李立三放棄兼江蘇省委的意見。同時，他也反對中共江蘇省委的上述舉動。他說：中國黨已經有了「六大」的正確路線，現在欠缺的是無產階級意識的鍛煉與領導。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工作路線上來同中央討論問題，而從個人不正確的傾向上來反對中央，這是一條死路。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教育全黨的一個機會，也是改造黨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的現象。江蘇問題既然發生了，中央當然不要害怕，而要堅決鬥爭，用積極的意見來號召全黨和江蘇同志。從一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周恩來和向忠發、項英連日出席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的中共江蘇省委會議，來解決省委與中央對立的問題，終於使省委在十九日的會上，作出決議，承認自己的錯誤。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鑒於江蘇省委已經接受批評，承認錯誤，決定只對省委進行改組。二十五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蘇省委會議，宣佈中央的決定，並指出中央總的路線是正確的，目前黨內並沒有原則上不同的派別。對中央的缺點錯誤，省委可以討論，但應當在符合組織原則的範圍內，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江蘇省委的問題順利解決了。

　　經過中共「六大」後一年來思想上、組織上的工作，中國共產黨終於擺脫了削弱渙散的狀態，達到重新鞏固與一致，黨的工作、黨與群眾的關係、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與領導鬥爭的力量，都開始有了新的進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全國許多地方紛紛建立和發展。

　　（四）解決了紅四軍的問題。

　　一九二九年六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岩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上，對於一些重要原則問題，朱德、毛澤東之間發生了爭論，未能統一認識。會議選舉了前委會，陳毅為書記。會後，毛澤東離開了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之後，陳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參加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並報告工作。在陳毅未到之前，周恩來起草了《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八月二十一日），闡明了紅軍建設的一些原則問題。八月二十九日，周恩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陳毅關於紅四軍全面情況以及朱、毛之間爭論的詳細彙報。會上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起草一個對紅四軍工作的決議，周恩來為召集人。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早就有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中共廣東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瓊崖的工作可加緊造成一割據的局面」。他在主持軍委工作中對於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從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給予了盡可能做到的支援。周恩來領導的中央軍事部、中央組織部，派出了徐向前、鄧小平、張雲逸等很多批軍事、政治領導幹部，到各地加強紅軍和根據地的工作。在中央軍事會議期間，周恩來和陳毅多次談話，強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井代表中共中央宣佈仍由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後來，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信經周恩來審定，由陳毅帶回根據地。信中提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前途、發展方向與戰略，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並對紅軍與群眾、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紅軍中黨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評了朱德、毛澤東在工作中的缺點，要他們和前委注意糾正，要前委恢復朱、毛在群眾中的信仰，團結全體同志向敵人鬥爭。

　　陳毅回去後，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陳毅陪同下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四軍前委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根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為大會起草決議案，陳毅也參加了。這就是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成為此後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重要文件。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軍委，要各地紅軍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

　　到一九三〇年三月，全國紅軍發展到六萬二千七百多人，編為十三個軍，分佈在鄂、豫、皖、浙、贛、桂、粵、閩八省一百二十七個縣，並且在豫、蘇、皖，贛、浙、閩、鄂、湘、粵、桂十省的一百六十二縣有遊擊活動。全國黨員發展到十萬人。在城市中，到一九二九年，全國產業支部已發展到一百多個，並向革命根據地輸送了許多幹部和物資。

　　（五）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

　　一九三〇年三月，周恩來離上海去莫斯科參加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黨的工作，同時處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同共產國際間的一些分歧問題。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李立三的報告，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冒險主義的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要搞盲目暴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且要求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起點，組織南京兵暴必須與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同時並進，然後武漢暴動緊接著爆發，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幻想能夠「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在李立三「左」傾錯誤指導下各地發生的盲動，使得這兩年健全、發展起來的中共組織和革命工人隊伍遭受很大的損失，各地紅軍和根據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周恩來是反對盲目暴動的。他認為「目前中國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現在的時期是從各個的工人運動與農民戰爭轉到總的革命進攻，轉到為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民主專政而鬥爭的一個過渡時期」。他針對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傾，指出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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