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7)_力平

七

　　（一）一九二八年，周恩來最早提出了思想建黨的問題。

　　在党的建設上著重從思想上建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優點之一。大革命失敗後，必須整頓和重新建設黨。蔣介石、汪精衛反共，大批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犧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敵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勢轉變關頭消極動搖，甚至叛變投敵。因此，中國共產黨不但要從組織上改造和建設，而且必須從思想上加強無產階級的堅強的鬥爭意志。另一方面，鬥爭的實際使黨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就是從城市轉向農村，革命的武裝割據已經開始，大批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湧入了革命隊伍。到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黨員成分中已有百分之七十五是農民。對於他們，組織上吸收入黨了，同時必須看到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黨內的發展和影響，存在著如何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問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周恩來寫出中共中央《告全體同志書》的第四部分。他根據中共「六大」決議精神指出：「全黨的同志，應堅決地起來奮鬥，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党「要加強無產階級的基礎，同時要繼續改造黨的組織，尤其要堅決地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幾乎同時，毛澤東在農村開闢革命根據地中，也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大批農民進入紅軍和革命隊伍，加上中國農村的封建落後和各種複雜的矛盾，使得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指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党，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党，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兩個巨人，一個在白區，一個在蘇區；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所見相同。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後來共產國際領導擔心中國党在農村離開工人階級太遠時，周恩來得以回答說：黨在農村，經長期鬥爭鍛煉和正確領導，也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

　　著重從思想上重新建設共產黨，同時也要在組織上整頓和建設共產黨。從汪精衛叛變革命後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壓迫之下，中共各省組織幾經破壞，幹部犧牲不計其數，而自首告密叛變的事也由南而北漸漸遍及全國各級黨部。黨的組織日益脫離群眾、隔絕社會，上級機關大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來提出，領導同志應當走入工廠農村社會中，尋找職業，深入群眾，以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整頓地方工作的程序，應先從中心區域做起；黨員要重在質量的選擇，要在一個地方有了幾個健全的支部後，再成立地方黨部，要避免空架子機關的毛病。

　　（二）周恩來處理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幾個重要組織中的問題，首先是中共順直省委問題。

　　順直指的是北京（順天府）和河北（直隸省）。在這裡，中國共產黨設有順直省委。在大革命失敗前後的歷史轉折時期，這個省委內部出現了混亂。這問題不很快解決，不但北方工作不能發展，而且全黨渙散的精神都不能轉變。所以，「順直問題是中央開始工作之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六大」前，蔡和森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去順直巡視，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實際工作中解決問題，反而帶著個人意氣與成見，結果反而造成順直黨組織的分裂，出現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後，在國內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將順直問題移交給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十月四日開會討論了順直問題，並於十二日作出《中央對順直問題決議案》，發出《中央告順直同志書》。會後，陳潭秋奉命到順直巡視，看到黨員頭腦中仍充滿了國共合作時代的舊觀念，組織路線與工作方法仍是「八七」會議前那一套，極端民主化傾向比較普遍，經濟問題糾纏不清，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很少自覺地開展工作。他與劉少奇、韓連惠決定暫時停止省委職權，並停止京東四縣的活動。陳潭秋到中共中央彙報後，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要他返天津傳達中央指示。陳潭秋傳達後，劉少奇、韓連惠於十一月十六日寫信給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十七日，陳潭秋向中央報告說恢復省委職權事實上無可能，主張由中央直接改組省委常委會。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中央解決順直問題的路線是正確的，方法有不足之處，陳潭秋、劉少奇在順直工作中有取消主義觀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去巡視。

　　十二月十一日，周恩來到天津。他先後參加省委、區委、支部會議，召開談話會，聽取各方意見，本著「從積極工作的出路上解決過去一切糾紛」的方針，多方地做工作。在這基礎上，召開省委常委會，說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見；並在黨刊《出路》上發表文章，針對認為「順直黨的舊基礎已經落伍了，腐爛了」的看法，指出：舊基礎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須立即解散，「正確的辦法是要在現在還存在的舊基礎上深入群眾，積極工作，發展鬥爭，吸收新同志來繼續不斷的改造順直的黨，逐漸的產生新的鬥爭」。文章還分析了極端民主化與民主集中制、命令主義與說服群眾、懲辦主義與鐵的紀律的區別。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提出這次會議的總方針是貫徹「六大」決議，爭取群眾，發動鬥爭，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陳潭秋、劉少奇也作了報告。會議按中央決定恢復了省委職權，改組了省委常委會和京東黨組織，挽救了順直的中共組織。

　　（三）解決江蘇省委問題。

　　正當周恩來在北方處理中共順直省委問題的時候，在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三日，向忠發、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了一個亂子。他們作出決定，要由中央來兼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一月十一日前後，周恩來從天津回到上海後，從李維漢那裡得知這個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發、李立三談話，要政治局重新討論。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中央兼江蘇省委的做法是危險的：（一）這樣做必然會削弱中央對全國的政治領導；（二）這並不是中央進行群眾工作的好方法；（三）這樣會妨礙中央本身的工作；（四）會使處在白區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許多危險。他主張加強江蘇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蘇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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