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9)_力平

九

　　共產國際研究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決議，認為李立三有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搞脫離群眾的武裝暴動計劃、只要政治罷工不要經濟罷工等錯誤，「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決定在好幾個城市中實行武裝暴動」。周恩來、瞿秋白參加了討論。共產國際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作出決定，要周恩來、瞿秋白回中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八月十九日，周恩來先回到上海，他採取思想上說服教育、工作上穩步糾正的辦法，對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態度一起討論和改正。他通過個別談話和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和決定來糾正錯誤。周恩來親自起草了中央給長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漢、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恢復被李立三取消了的黨、團、工會的獨立領導機構和組織系統。這樣，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的一些主要錯誤，就開始糾正。然後，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在會上先後作《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報告》，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結論。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後的中共中央，對於停止執行立三路線起了積極的作用。會議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

　　周恩來。瞿秋白穩當妥帖地使中國共產黨轉好了這個大彎子，糾正了錯誤，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團結合作的氣氛。

　　兩年多時間中，在嚴峻的白區秘密工作條件下，周恩來正確地解決了上面這些關鍵性的問題。他不愧是這一階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上的主要主持者。從中國共產黨的「六大」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確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革命在向著好的方面發展。

　　【五、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對於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共產國際在七月時認為：「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錯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工作的」。

　　共產國際不認為是路線錯誤。

　　周恩來、瞿秋白就是本著這一精神，回國來糾正錯誤的。

　　共產國際下屬有一個東方部，部下分三個二級部，即遠東部、中東部、近東部。東方部部長名義上是庫西寧，副部長有馬基業爾、米夫等，米夫兼遠東部部長，實際上管中國黨。周恩來回國，走的路線是先從莫斯科到柏林，然後乘坐從柏林去中國東北的國際列車回國，在列車到達莫斯科站後，細心謹慎的周恩來，利用火車停留的時間，同馬基亞爾取得聯繫，再一次問他：國際的同志還有沒有新的意見？

　　馬基亞爾回答說，沒有了，按照國際七月決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完全按照共產國際七月決定辦的，周恩來、瞿秋白等貫徹得很好。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六屆三中全會寫了信，說：讀了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的發言，李立三「完全正確地瞭解了自己的錯誤」，「黨的路線常常是與國際路線相適合的，從來就沒有兩條路線，只是曾經在這條正確的路線上有過不正確的傾向」。

　　可是，正當局面已經扭轉，工作走向順利的時候，共產國際看了李立三八月一日、三日在政治局的講話記錄，十分惱怒，於是把李立三的錯誤性質升級，說它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共產國際在十月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說是「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這樣，六屆三中全會就被放到了調和主義的地位，周恩來、瞿秋白遭到了責難，正確變成了錯誤。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壓力的時候，王明這個投機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產國際的精神，寫了《兩條路線底鬥爭》的小冊子，形成宗派來反對中央，使黨內十分紊亂，在白色恐怖環境中處於極危險的境地。毛澤東後來說：當時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同王明合作，批評中國較正確的兩位領導同志，說他們是對立三冒險派的調和主義，硬把這兩個人的威信壓下去。

　　情況就是這樣，他們要把王明等人扶上臺，使中共中央置於共產國際的絕對控制之下。為了改組中國党的領導，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曼努意斯基提出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派米夫來華直接插手中國黨的內部事務。

　　周恩來、瞿秋白開始時曾進行申辯，說明三中全會是按共產國際的精神召開的。後來看到情況已發展到中央破產、黨內分裂的痛心局面，他們從照顧大局，相忍為黨出發，就不再辯解，接受國際決定，表示自己既已錯誤，應退出政治局，辭去中央職務，希望過去曾反對過立三錯誤的各方面的人團結一起，來執行國際路線。由於中共中央的工作離不開周恩來，他在黨內的威信使他們不便拋開周恩來，他的辭職未獲允准。周恩來服從組織決定，繼續工作下去。處於萬分痛苦中的周恩來，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維護了黨的統一和生存。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周恩來、瞿秋白被置於「被告」席上，事實上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周恩來被繼續留任，實際上是處於留職察看的境地，處境十分艱難。但為了黨的統一，使大家認識在黨內鬥爭中清除派別觀念的重要性，他在發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正處在困難時期，現在要加緊將它恢復與健全，如果說「凡是過去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者，或是指導機關主要負責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們當派別看待，說他們不堪造就，這依然是立三路線的繼續，我們也是要反對的」。他儘量保護幹部，維持党的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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