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54)

五四

　　後來，在北京醫院正式舉行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時，中央電視臺播放了党和國家領導人參加儀式的情景，廣大觀眾看到余秋裡、江華與譚震林等許多老同志進門一見到周恩來遺容就痛哭不止，若身邊沒有人攙扶幾乎會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臉上沒有表現出絲毫悲哀，更沒有淚痕，她竟然連帽子都沒有脫！她有意當眾怠慢周恩來的無禮行為暴露在全國百姓面前。坐在電視機前看到這一幕的群眾禁不住憤怒地大聲吼叫起來：「把帽子脫下來！脫帽！脫帽……」

　　那時，電視機尚沒有今天這樣普及，多半是機關及單位裡集體收看電視新聞聯播節目。大家將見到的情景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傳遍了首都和全國。

　　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江青的行為激起了百姓們嚴重的不滿與憤怒。這也可說是後來爆發「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開同十億中國人民為敵，點燃了自焚的火焰。

　　當天中午11時許，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來的遺體被抬上救護車，由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熊汝成、虞頌庭、于惠元、吳德誠；心臟病專家陶壽淇、黃宛、方圻、陳在嘉；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警衛、保健醫生、護士等坐在車上護送；司機老楊師傅駕車，警衛車輛、行車路線、沿途軍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總理生前的規格進行；遺體存放在北京醫院太平間。在中央沒有宣佈周恩來逝世消息之前，儘管上面強調保密，出動的車輛不多，人們亦很守紀律，但周恩來逝世這樣的大事情是人民關心的焦點，而且已經成了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想要完全不走漏風聲是辦不到的。

　　其實，在周恩來住院長達一年零七個月的期間內，醫療組、警衛與服務人員忙於工作，成天圍著周恩來轉，經常出入於各單位及部門之間辦事，我們雖然並未在意，別人早就注意到我們了。特別是周恩來病危以來，我們外出辦事難免心裡緊張，來去行色匆匆，讓人家看出了苗頭。所以，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播到社會上去了。

　　有人聽到噩耗一時愣住了，反應不過來，以為自己聽錯了，不相信這是真的。我的北京醫院一位老同事見到我就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是真的嗎？」

　　因為中央還沒有宣佈消息，我稍微遲疑了一下，他調轉頭去邊走邊哭，後來，終於忍不住而哭出聲來。有人聽到此消息當即號啕起來，甚至因悲哀過度引起心臟病發作而去醫院搶救。

　　在當時的形勢下，老百姓的心裡只覺得這個世界上不能沒有總理，周總理走了，我們怎麼辦？人們都這麼想是極為自然的。

　　周恩來沒有兒女，沒有財產，一身布衣，兩袖清風。他是平民「宰相」，能「為民作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國共產黨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華優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處的時代百姓的希望，如此周恩來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失去親生父母一般嗎？

　　1月9日晚上，警衛同志為周恩來挑選了平時他喜歡穿的那套舊的灰色法蘭絨中山裝，內衣和鞋襪等物，征得鄧大姐同意後送到了北京醫院。此時，北京飯店高級理髮師朱殿華帶了他的徒弟小卜到醫院為周恩來理髮和刮臉。周恩來與鄧穎超青年時代的好友、著名牙科專家韓文信的兒子、北京醫院副院長、也是牙科專家的韓宗琦在醫院主理周總理身後之事。

　　我們站在一旁，朱師傅在總理生前多次建議，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他還托人捎來口信要為總理理一次發，乾乾淨淨過個年。周恩來不忍讓朱師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樣而傷心流淚，始終不同意朱師傅到三五醫院為他理髮。

　　那天，朱殿華和徒弟來到北京醫院，第一次見到重病後的周恩來，他們一進門熱淚就奪眶而出，不停地抽泣著。他們絕對沒有想到周總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這個樣子：渾身瘦得皮包骨頭，臉頰凹陷，頭髮稀疏蓬亂，滿臉胡茬，蒼白的臉上滿是褐色的老年斑點，朱師傅曾為之服務了幾十載，敬重的、風度翩翩的周總理幾乎使他一時認不出來，俗話說：已脫了形！

　　此時的朱殿華師傅，歷歷往事湧上心頭：他絕不會忘記在那瘋狂的年代，北京飯店同樣是大字報鋪天蓋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邊站、剝奪他理髮權，更不讓他為中央領導人服務。

　　一次，周恩來到北京飯店理髮，上面指定一個不熟悉周恩來的人為總理理髮。這位理髮師費了好大的勁兒就是刮不了周恩來的鬍子。結果，這個理髮師自己搞得滿頭大汗，手也發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務，只好就此罷休。周恩來批評了造反派，找飯店領導人耐心地談了話。

　　「朱師傅是一個理髮師，他的技術好，年輕人(指造反派)還沒掌握熟練的技術，為什麼要奪朱師傅的權啊？」

　　就這樣，沒有多久，朱殿華被解放了，恢復了工作。

　　現在，朱殿華跟徒弟說：以前，我給總理刮鬍子要抹好幾次肥皂沫，熱毛巾悶幾遍，使鬍子軟和了才能刮下來。現在不能用熱毛巾了，不然，皮膚的顏色會發紫，化妝時去不掉，不好看。這不僅說明朱師傅有著豐富的實際經驗，更說明他對周總理有著深深的緬懷之情。

　　深夜11點鐘，經過理髮、穿衣、整容及化妝後的周恩來遺體安放在北京醫院那只有幾十平方米，條件極其簡陋的太平間裡。

　　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和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的記者們紛紛趕到醫院來拍攝鏡頭，直至後半夜才結束。

　　1976年1月10日，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周恩來的遺體安放在鮮花叢中，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

　　老百姓在當晚電視新聞節目中看到張春橋走向守靈的鄧穎超，同她擁抱，鄧穎超還拉著張春橋的手說話(說話聲音未播出)。第二天，有不少看到這一鏡頭的熟人，向我表示不理解。儘管我每天住在西花廳陪伴鄧大姐，但在出現上述鏡頭時刻，我並不在現場；因此我同他們一樣不理解。很想問問老大姐，但考慮到治喪期間，鄧大姐的悲哀和勞累，又不忍去打擾她。

　　到了5月，鄧穎超的心情比較平靜，為了向大家表示感謝，她請在京的醫療組專家、醫護人員及身邊工作人員到北京飯店吃西餐。席間，她一再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謝。大家由衷地祝她健康長壽。

　　見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閒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上的那個引人注目的電視鏡頭問題。

　　「那天，我毫無思想準備，張春橋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擁抱。此人來這一手，可能是一種姿態吧？當時，我很難拒絕他這樣做。」鄧大姐若有所思，亦覺為難地說。

　　「大姐，你跟張春橋說了些什麼話？這個鏡頭還蠻長的。」我又問了這麼一句。

　　「還不是去年12月，總理在醫院裡跟他說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幫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我聽了大姐的話心裡覺得很不是滋味。在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鄧大姐遇到張春橋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她也只好應付了之。由此可見，在大眾傳媒發達的當今世界，大人物的一舉一動是多麼令人注目啊。張春橋這種人跟周恩來、鄧小平與鄧大姐相比，他是屬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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