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49)

四九

　　京、津、滬三地專家商討的一致意見是，作最後一次努力，即做「結腸造瘺術」，就是在左下腹部開一個口子，解決大便不通問題，將腸道裡的「殘渣餘孽」儘量清除出去。這是周恩來病故前三天經受的最後一次手術，在他的腹部又增加了一個口子，肚子上共有五個「洞」！

　　正如1971年隆冬季節的一個深夜裡，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到日壇醫院去看望身患結腸癌，且已到了晚期的陳毅時，我所見到陳老總身上的情形同現在的周總理竟然如此相似。

　　我清晰地記得，那時陳老總依然幽默而風趣地說道：「你們看，我在這裡大會餐哩！」那時，跟隨周總理與葉帥去的隨員們，見到此種情形，無不痛心、掩面流淚。

　　我站在總理床邊，眼睛凝視著他，心中禁不住想起陳老總生前說過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可眼下惡人當道，好人遭殃的局面何時了？！

　　當然，陳毅的這種「善惡報應」之說，並沒有錯。1976年10月6日，中國共產黨終於將猖狂地迫害幹部與群眾長達十年之久的、萬惡的「四人幫」一舉粉碎了！陳老總的話得到了應驗；九泉之下的周總理和陳老總們的英靈得到了安慰。偉大的祖國，迎來了第二個「春天」！儘管這是後話。

　　周恩來因患癌症所經受的痛苦是難以想像的；加之，當時政壇風雲突變對他的衝擊與傷害，使他心靈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輩能用語言能說得明白的。

　　時間還在1975年夏季，周恩來在三五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時間，他帶病堅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會見中外賓客。醫療組和陪同周恩來在醫院的工作人員都想找機會同總理合影留念，可總找不到合適的時機。

　　機會終於來了，一次，周恩來總理接見泰國貴賓，由李先念和喬冠華陪同。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謀劃」好了，由喬冠華出面請求周總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說妥以後，大家按新華社派來專為中央領導人拍照的攝影師杜修賢的安排，將人們分成兩排站好了隊，李先念和喬冠華站在前排中間，他們兩人當中留給周恩來一個空位置。周總理在值班護士的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面前。當攝影師正要舉起相機拍照時，突然間，一個叫人聽了心顫的聲音響起來了：

　　「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

　　周恩來在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其實，他的聲音是十分平緩的。但是，在場聽到這句話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來，平素很少聽到他跟別人有過開玩笑的話。此時此刻，人們對他的這一句話頗費猜測，似乎預感到有一種不祥之兆將要來臨。

　　重病纏身的周恩來早已將自己的生死問題置之度外。人們常說，言為心聲。他，今天當眾說出了令人如此震驚的話，恐怕是他將長久地壓抑在心底的憤怒與痛苦，超過了物理學上所說的「彈性限度」，已經到了極點，他已是忍無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這些常年跟隨他的普通工作人員、老部下與老同志面前「宣洩」

　　一下，把蓄積在身體裡過多的能量釋放出來。不過，這不僅僅是「宣洩」，而是憤怒的聲討與抗爭！

　　周恩來同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動亂，苦苦地鏖戰了十個年頭。他所經歷的一切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劉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車之鑒、後車之轍。因此，他的話肯定是有所指的，對待自己身後之事難以預料。誠然，對於那些無恥之徒、政治流氓來說，只要他們需要，黨的歷史是可以隨心所欲地竄來改去的。不過，歷史畢竟要還它的本來面貌。作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的老革命家周恩來，對此是堅信不疑的，因為人類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容不得別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難解之謎：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懷疑周恩來；他臨死前又找周恩來密告張春橋、江青……1972年初，康生作體格檢查發現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馬上成立醫療組，在釣魚臺8號樓康生家裡為他治療。中央指定醫療組有事向張春橋與紀登奎請示彙報。

　　康生患病後，精神面貌漸漸地萎靡，身體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說話陰陽怪氣，醫護人員很難同他接近與相處。醫療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煩而不好處理，他們常把問題捅到周恩來處，請總理指示或出面解決。周恩來便約請張春橋和紀登奎一起接見醫療組聽取情況彙報。不過，周恩來單獨接見醫療組全體人員的次數要更多一些。

　　周恩來到8號樓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醫生護士盡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勵他們，對他們提出的一些難題表示理解，並儘量給予具體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發展較快，精神狀況越來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療。他整天不服藥、不吃飯，甚至連水都不肯喝。這便造成嚴重的全身營養不良性浮腫。周恩來多次勸康生進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絕。由於康生多疑，對醫療組人員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過周恩來做醫生們的工作，或是更換人員。

　　有一次，醫療組忽然電話報告周恩來：康生拒絕一切治療措施，大發脾氣！周恩來只得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往釣魚臺，同康生耐著性子講道理，說服他接受治療。這次，康生總算給周恩來面子吃了一次藥。可是，周恩來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藥。所以，後來康生在治療中輸液與服藥，幾乎都是斷斷續續地進行，搞得醫療組的專家們擔驚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出乎周恩來的預料，康生居然懷疑到周恩來的頭上來了。對於周恩來經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滿及惱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醫生向他報告：「總理要來看望您。」

　　「總理怎麼又來了？他為什麼常要來看我啊？他想幹什麼……」康生聽後大發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醫護人員聽了害怕的問題。康生在發火時，表現出坐臥不安的樣子。

　　康生的醫生悄悄地將此情況告訴了我，並要我向周恩來如實報告，由周總理判斷裁奪。

　　待我隨周恩來回到西花廳，便找機會將事情的經過向他作了詳細的彙報，並建議他以後少去那裡，有事可讓紀登奎同志先處理。周恩來聽後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後，周恩來去康生那裡的次數明顯地減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個深夜裡，周恩來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輸液治療。醫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辦」的通知：「康老馬上要到醫院去看望總理，請你們向總理報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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