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40)

四〇

　　「春橋同志，我覺得那張病理報告單還是不要改動的好，至於跟總理怎麼說，我們回去會商量妥當的……」言不盡意，不吐不快；我搶在他發作之前，趕緊補充道。

　　我說話時，看到張春橋臉上神色變化的瞬間，腦子裡忽然冒出來我初次看見張春橋的情形。記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時許，群眾大會結束後，各路遊行隊伍經長安街由東往西行進，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檢閱。大概毛澤東感到有點累了，他進入城樓大殿內，在面向大殿正門裡邊的大沙發上靠著吸煙與小憩。

　　通常，在這種時候，除了周恩來走到毛澤東跟前談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兩側沙發上休息外，不僅我們工作人員，即便是領導幹部亦很少從主席面前走來走去的晃悠。

　　就在這時，一個大約五十歲左右，中等個頭，滿頭烏髮，長方形臉盤，眉毛濃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著棕色玳瑁邊眼鏡，穿著剪裁合體、熨燙得筆挺的深灰色中山裝，看上去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他雙眼直視前方，不顧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給人一種小人得志、盛氣淩人、不可一世的感覺。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有人告訴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剛剛調來北京的「大筆桿子」、「中央文革小組」大紅大紫的實力派人物張春橋。

　　這時，張春橋走到大殿中央大門口，正好擋住毛澤東的視線。他站在那裡，用手抬了一下眼鏡架，雙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視著天安門廣場上參加集會的、載歌載舞的百萬群眾和通過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他們或手執彩旗或捧著鮮花，向城樓上狂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張春橋好像也在大模大樣地接受群眾的歡呼。

　　此刻，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張春橋，已今非昔比，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位權勢很大的人物。他平素頤指氣使，動輒訓人，不可一世。今天，我這個小大夫真是吃了豹子膽，竟敢同他較真兒。我那時雖已過不惑之年，但做起事來仍有點愣頭愣腦的不計後果。因為一心只想著給周總理及早住醫院治病，才斗膽向首長「進言」。心想，要是真的冒犯了張春橋，到時候葉老帥和汪東興總會幫我說幾句公道話。

　　張春橋平常少有笑容，這時板著的面孔拉得更長了。我最後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便見他呼吸急促，不停地吸煙，眼鏡玻璃片後面的那對黑珠子瞪得溜圓，向外凸起。他終於發怒了，漲紅著臉，用右手在茶几上使勁地一拍，站了起來，此刻失去了平常看來有點做作的「紳士」風度，這個在滬上呆久了的山東人，以略帶一點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斥責道：「張醫生，你不理解？你……怎麼這樣說話？啊？」

　　見他發這麼大的脾氣，我低著頭，沒有馬上同他爭辯。稍停片刻，待他消消氣，我還是要將心裡話說完。再說，讓我接受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就得代表周恩來醫療組發言。我看了看葉帥和汪東興，他們兩位的臉上比較平靜，我又「斗膽沖天」地發言了：「春橋同志，我是個醫生，領導上把我派在總理身邊做保健工作，我日夜隨侍在側，眼見著總理每次排尿時那種難以忍受的痛苦，實在著急，看不下去，心裡有一種負疚感。因此，只希望中央儘早下決心讓總理住院治療。早治療就痛苦少、危險小、康復快。總理也可以早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這件事主要是個時機的問題，我想您肯定是理解的。」

　　張春橋的怒氣尚未完全消掉，他像是一下子被噎住了，只是狠狠地朝我乾瞪眼，半晌沒有吱聲。

　　會議沉默了好一會兒，不知道是葉劍英還是汪東興說：「你們不要急，你們的心情能理解，我們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這樣吧。」大家才站起來握手告辭。

　　這件事，使我後怕了好長時間，周恩來故世後，我堅決要求調離中南海，得到了鄧穎超大姐的理解和葉帥的幫助。此後，雖然我在解放軍總醫院掛名，實際是在中國醫學科學院附屬腫瘤醫院進修。三　一醫院的領導和同仁們對我多方面的關照，迄今我依舊銘記在心。當然，那時候我並沒有預料「四人幫」會這麼快垮臺。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在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及電灼術，那時腫瘤較小，治療效果顯著，血尿很快消失。但治療後只間隔七個月，即同年10月便復發了。第一次腫瘤復發，可能由於術後休息不夠、化療未能按預定方案進行，加之諸多不愉快的心境等因素，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進行第二次膀胱鏡檢查與電灼術治療。

　　第二次治療的效果不理想，術後不久，腫瘤再次復發了，並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病情日趨嚴重，膀胱內每天的出血量從幾十毫升至二百多毫升。周恩來的體質漸漸虛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輕微蒼白，走路、洗漱等活動都會使呼吸與脈搏加快。但是，周恩來的工作仍未能停下來。醫療組成員都很著急，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和我，把總理的血尿標本裝在透明的玻璃瓶內直接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會議現場，讓黨中央領導人「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親眼目睹血尿的嚴重情況。呼籲黨中央儘早批准總理住進醫院作進一步檢查、治療和休養。有時，也請吳階平院長陪同我們一起到京西賓館、釣魚臺等處見中央領導人。

　　我們到張春橋那兒，他面無表情，看似嚴肅，實際上是冷冰冰，講幾句「總理的工作實在太忙，我有機會也勸勸」等空話打發我們；那位王洪文副主席的態度好像隨和一點，但也不過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詞應付著，不解決任何問題。

　　唯有到了葉劍英那裡，就像回到了家，見到了親人。在他面前，我們無話不說。他對總理感情至深，詢問總理的病情最仔細，待我們非常親切和熱情。他不僅瞭解、理解、體諒和關心我們，還幫助我們出主意，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凡接觸葉帥多的幾位專家，都有這種感覺。

　　周恩來的病在一天天地加重，血尿量增多，經醫療組討論，認為不能坐等上面的批示，決定在周恩來住院前，先在西花廳家裡輸血。根據小便中失血量的多少、血液化驗中血紅蛋白丟失的情況預定每星期輸血兩次，每次輸血200毫升。如有必要，可以臨時決定增加輸一次血，也是200毫升。

　　1974年4月，周恩來在西花廳生平第一次接受輸血，到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故，共輸血89次之多，但沒有發生一次哪怕是極輕微的輸血反應。這樣長時間、大量輸血而沒有發生任何反應，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一個奇跡。這個工作，多虧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的親臨指導，也是中南海門診部的同人們不辭辛勞、長期堅持、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之結果。

　　江青、王洪文一夥干擾周恩來治病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點鐘，周恩來正躺在臥室床上接受輸血治療。房間裡靜悄悄的，只有吳蔚然、兩個護士和我共四個人。輸血大約進行了四十多分鐘，輸液瓶裡還剩下不到1／4的血量，周恩來亦已入睡，發出輕微的鼾聲。這時，忽然聽到房門下邊地毯上有淅淅沙沙的聲音，大家注目一看，見是從門外塞進來一張紙條，我過去撿起來一看，上面寫著：「王副主席的廖秘書打來電話，通知總理到大會堂去參加政治局會議。」紙條的落款是總理的秘書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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