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35)

三五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開了窗簾，室內亮堂了，看到老張舉著尿壺的手在抖動，玻璃尿壺中有大約二百多毫升的鮮紅色血尿在晃動。

　　「總理怎麼樣？他說了什麼嗎？」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問道。

　　「你快去衛生間吧，他在等你哩！」他說完話，便獨自走了。

　　我趕緊追出房間去，緊跟在他後邊一路小跑來到總理身邊，他正穿著睡衣，平靜地躺在大沙發上等著我。

　　我見了總理，簡單地問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時有沒有特殊的感覺，身上有無不舒服？」

　　「沒有特別的感覺。」他說。

　　這時，我看出來，他還是有點緊張。他說話時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非常嚴肅的樣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著天花板。他違反「常規」地沒有問我為什麼會有血尿——這樣一個通常他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問題。

　　我見周恩來不再說話，我也不願再引出別的什麼叫我難以應答的話題。我覺得此時此刻說什麼話均是多餘的，沒有任何意義，倒不如請他早些上床睡覺。於是，我向他建議道：「您先服一點安眠藥睡覺，我馬上請吳階平院長和卞大夫來，一起商量診斷及治療問題。」

　　「好麼。」周恩來只說了兩個字。當我要離開時，他從沙發上起身，說：「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馬桶邊，並拿著玻璃尿壺去接尿，玻璃尿壺裡大約有幾十毫升鮮紅色血尿，不，那是鮮血。泌尿科臨床醫生稱此為「全程血尿」，即整個排尿過程中排出來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們排尿開始時排出的是顏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將結束時排出的尿呈「鮮紅色」，專家們稱之為「終末血尿」。

　　看來，對於「膀胱癌」這三個字，再也無法跟周恩來捉迷藏下去了。周恩來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時治療，血尿是遲早會出現的，這本在我們的預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現了血尿，我又親自用玻璃尿壺接下了他排出的鮮紅色尿液，預料已成為事實。此時，我的心裡相當緊張，尤其在見到周恩來那種難以名狀的無言，又似有點苦澀的神情，我感到很難過。

　　周恩來解完小便回臥室去睡覺。見他未向我提什麼問題，亦沒有話要對我交代，我即吩咐護士給他加服止血藥、鎮靜藥和防止發作心絞痛的藥物；若他在睡眠中醒來有何不適，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觀察病情。

　　因為是清晨，估計吳階平院長尚未離家到單位去，我向護士交代完事情，馬上出來給吳院長掛通了電話，將清晨發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簡短地向他敘述了一遍，並商定派汽車接他到西花廳來。吳院長聽後很焦急，希望立刻親自來看望周恩來。

　　吳階平院長是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更重要的是他不僅熟悉我們的保健工作，並且對黨中央許多領導人都很熟悉，我們同他討論任何問題可以直截了當，不必有何忌諱。

　　吳階平、卞志強和我，對周恩來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預見到的各種病情變化及其可採取的相應措施都有預案；有關情況，我們也曾在1972年5月向黨中央作過口頭與書面報告。現在我們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問題是，根據今天早晨周恩來發生血尿的情況，立即提出請求，向黨中央負責同志口頭彙報，同時寫一份書面報告呈中央各有關領導同志，希望周總理能儘早住院治療。

　　清晨，鄧穎超起床後，待她從盥洗室裡出來，我們立刻向她報告總理的病情變化；向她說明，一旦出現血尿，就再也無法對總理隱瞞病情了。我們告訴鄧大姐：已經將情況與當前的應急措施通報了中央辦公廳主任，一方面是讓她瞭解真實情況，同時也為聽取她的意見，想得到她的理解與支持。

　　「這幾天，總理實在太累了，應該讓他多睡幾個好覺。」鄧穎超聽完了我們的彙報後，鎮靜而又不無憂慮地說。她沒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見，我們隨即告退出來。

　　我們一方面等待上級對醫療組所寫報告的批示，同時通過有關渠道打聽和籲請中央儘快批復醫療組的「病情報告」。

　　吳階平提議，由卞志強報請黨中央批准，邀請全國最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泌尿外科虞頌庭教授、北京友誼醫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協和醫院泌尿外科吳德誠教授等；心臟內科專家有剛從上海調來北京阜外醫院的陶壽淇、協和醫院心內科方圻教授；我國麻醉醫學權威、阜外醫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麻醉科主任謝榮教授；普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等十余人到北京集中，共同會診，討論診療方案。我們盡力採用內科保守療法維持，居然又勉強地拖了一段時間。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才有可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出於保密考慮，故沒有讓他住醫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進行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

　　這次膀胱鏡檢查發現腫瘤比預先設想的情況要好，腫瘤只有0.5公分直徑，呈絨毛狀，很表淺，因而治療效果非常顯著，只在電灼術後數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經75歲高齡、身患癌症而且持續尿血的周恩來，他仍然帶病堅持工作兩個多月後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療後只休息了近兩周左右時間，便返回西花廳不停地忙碌起來了。

　　自然，周恩來也確有他的難處。原先，周恩來幾乎每天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各大報紙、電臺、電視臺同廣大人民及海內外朋友見面。此時，忽然間，周恩來「失蹤」近兩周音訊全無，有誰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樣的年月勢必引起海內外輿論界議論紛紛。各種各樣的傳言和猜測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外交部與聯絡部以及對外友協等外事部門向中央提出請總理接見外國貴賓的報告不斷地傳到周恩來值班室。周恩來在玉泉山呆不下去了。

　　4月上旬，周恩來借日本相撲隊來華訪問，在東郊體育場進行首場表演的機會，從玉泉山下來直接驅車到體育場接見、觀看表演與對外亮相——周恩來沒有倒，讓人民高興，請朋友們放心。

　　周恩來對於這一次治療十分滿意，在5月份，他於百忙中抽時間愉快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設晚宴——「烤鴨席」款待專家、醫生及護士。席間，周恩來和鄧穎超多次起來舉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謝。

　　但是，在給周恩來治病過程中發生的許多事情，往往既在預料之中，又在預料之外——工作忙、離不開是常有的事；但周恩來挨整，是我們誰也想不到的事。

　　因此，按照醫療組制訂的治療方案，在這次電灼術以後，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見腫瘤確實都被燒掉了。但是，為了鞏固療效、防止復發，待電灼傷表面痊癒之後，應當定期進行膀胱內化學藥物灌注治療。原定每星期灌注兩次，後來卻因種種緣故，使化療未能按預定方案進行。專家們著急也沒有用，周恩來和鄧大姐也都清楚，整個化療只是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政治局開會對周恩來進行「幫助」，工作人員不滿，私下議論：「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

　　要說「文化大革命」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那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拼命工作、苦撐危局，他已經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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